为何别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资料.doc

为何别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是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却普遍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提出“唐宋变革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 另一名日本学者摅薮内清也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上说：“11～13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中国知识圈很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称:“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则说道:“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总而言之，在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显然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 二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 商业化。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平民化。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平等化。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功利化。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