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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电价的时候到了 2013年初开始实施的新煤电成本价格联动办法，将煤价变化5%作为电力调价的触发条件。煤炭价格从2011年底的高峰一路下跌，最近环渤海地区动力煤跌破500元/吨。煤电联动作为电价定价变化的机制，其变动幅度已远远超过触发条件。 按联动办法，“年度为周期调整”在现实操作中似乎也被解释为“以自然年为周期”，也就是整年才进行调整。这一过长的调价周期也越来越受到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挑战。 那么，如果启动煤电联动，幅度应该多大？下调电价有何整体经济上的意义？煤炭行业以及下游的电力行业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如何认识煤炭上下游以及同行的竞争合作关系？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下调2.4分钱 中国煤炭市场自2002年之后进入供应偏紧的周期，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价格有所下跌之外，十年间整体呈现“阶梯式”上涨、时有暴涨的局面，直到2011年下半年，煤炭价格在环渤海港口地区达到了850元/吨左右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这几年，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页岩气革命的“蝴蝶效应”也开始加速显现，国际煤炭价格一路走低，主要煤炭企业的利润水平大幅下降。2013年之后，标普500主要采矿行业收益水平已经大幅低于整体市场水平。 进口煤炭的竞争力与价格优势加剧了国内煤炭行业的过剩，2012年以后，国内煤炭价格从800元/吨的高位一路下滑，经历了2013年下半年的短暂反弹，年底大致在600元-640元/吨。 进入2014年，“雾霾”危机下的各项控煤减排措施开始在市场中显现力量，与进口煤的竞争、国内新增产能的陆续释放、经济增速的下降等因素共同叠加，煤炭供大于求的局面进一步恶化。整体煤炭企业、电力行业以及其他中介、港口、用户的库存量，据笔者的统计汇总，可能要超过5亿吨。在这种形势下，煤炭行业拥有成本优势的主要大企业，为了自身的营收与利润，开始降价争夺市场，大量的中小煤矿被挤出市场，停产或者关闭。与之相对应，环渤海市场煤炭价格从年初一路下跌，到7月跌破了500元/吨。 仅就2014年煤价变化而言，各地区煤价的下降幅度普遍在10%-25%之间，受区位、政府减负措施、原有价格水平不同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略有不同，整体上传统煤炭产区（比如山西）以及东部地区降幅较大，新的煤炭产区（比如内蒙古）因为原有价格水平就低，降幅较小。而环渤海地区由于有进口煤价格的钳制，应该是观察总体市场煤价的最好窗口。 就平均水平而言，如果考虑15%的煤炭价格下降，那么对应的电价水平应该下调多少呢？ 这需要考虑燃料成本在总的发电成本中的比重变化。因为煤炭价格下跌了，其他发电成本，比如资本折旧、人员工资、运行材料等并没有同等比例下降。在煤价850元/吨的高峰时期，在一些高效电厂，燃料成本占到总发电成本的80%，甚至90%。而随着煤炭价格下跌，这一比重也会下降。简略计算，如果由于2014年煤价下跌，燃料成本在电厂总成本中的比重从65%下降到60%，那么15%的煤价下降等于约8%的电价下调。所以，如果一个地区的标杆电价水平是0.3元/千瓦时，则需要下调电价0.024元左右。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享受”进口煤设定的“价格上限”，而2014年煤炭物流体系的成本也有所下降，其下调的幅度较煤炭产区以及西部地区应该更大才合理。 下调利好经济 下调如果能够实现，对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好消息。这一判断的前提在于，中国的电价水平已经相对较高，已经影响到可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各种产品的价格水平，以及居民的消费能力。 首先，最简单与直接的，相对于可比较的统一货币美元比较。当然，这一比较的含义只适用于可贸易部门。比如，外贸企业在建设工厂的时候，必然要比较不同地方的基于汇率转化的能源价格，因为在其产品为基本趋同的国际价格的情况下，能源成本低，就意味着竞争优势。长期来看，它可能向各项要素成本（能源、劳动力、间接税）低的地区转移。中国的工商业电价大概在0.65元-1元左右的水平，占据总用电量的85%，而民用电在0.5元左右，占总用电量的15%。加权来看，已经与欧洲的价格在同一水平（相差不超过5%），而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从消费者的负担来讲，比较能源价格的高低，需要以收入水平为相对基准。即一件商品的价格高还是低，取决于其价格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的比较。由于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大致在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在电价水平基本可比的情况下，那么消费相同的电力（代表可比的由于电力消费带来的福利增长）支出额基本可比，在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将比较大，从而将挤占其他消费（比如休闲、旅游等）支出份额。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电价的确是“贵的”，这也是中国居民电力消费水平总体上还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原因之一。 从电价中的税费比例来看，中国电力中的税费比例也相当高，大体可能在15%-20%左右，基本与高赋税的欧盟国家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