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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速增长期的逻辑 　　眼下企业面临新的机遇：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 　　 　　汇丰中国3月24日发布的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部门增长降至11月来最低。3月初值的读数为49.2，低于2月终值50.7，也低于市场预期的50.7。数据显示，内需动力不足，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山大。 　　4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3月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3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0.1%，非制造业PMI为53.7%，经济下行压力不改。3月1日起央行再次下调基准利率，3月30日，出台下调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和二手房免征营业税由5年改为2年等措施将刺激商品房销售政策。 　　然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看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新的增长点正在培育中。速度略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等新的经济特征正在凸显。” 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仍然广阔。 　　2014年的几组数据也印证了李伟的判断：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首次实现了三产比重超过二产的经济格局;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增长动能开始从倚重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中国城乡收入比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GDP能耗下降4.8%，超出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生产率去年比前年提高了7%，说明经济质量和结构正在改善。 　　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增长“大逻辑”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新图景？今后几年将涌现哪些新的增长点？经过了近13个季度PPI连续为负的“增长中的不景气”之后，中国经济是否下行“见底”了？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里企业将面对哪些投资机会？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财经》记者采访了李伟主任。 　　经济“换挡不失势” 　　《财经》：目前媒介对新常态的诠释观点纷呈，你怎么解释“新常态”，对中国经济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伟：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特征。 　　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并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财经》：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追赶进程的后发优势是否已经“失势”？ 　　李伟：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等等。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 　　《财经》：如何理解新常态下，后发优势衍生的新内涵？ 　　李伟：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将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