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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研究述评 　　摘要：一直以来，会计信息披露都是会计学和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特别关注了最新的外文文献，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理论基础；对内深入至董事会行为、经理层行为，研究治理结构如何通过治理行为影响信息披露；对外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的影响，以此完善该领域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披露；盈余管理；舞弊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3 　　一、引言 　　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 投资者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自愿性信息披露还是强制性信息披露， 都受到信息需求者的高度重视。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案例却层出不穷，从20世纪90年代的琼民源、红光实业， 再到科龙电器、天津磁卡等影响恶劣的舞弊案。会计信息舞弊现象已成为国际问题。本文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特别关注了近年最新的外文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研究的局限性，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二、理论基础――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是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代理理论将企业视作“各个体之间一系列复杂契约（成文的和不成文）的集合体”（Jensen 1983；Spence and Zeckhauser 1971；Ross 1973）。代理关系是一个契约，契约一方（委托人）雇佣另一方（代理人）代表他们进行业务活动，包括授予代理人决策权（Jensen and Meckling，1976[1]）。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中，股东是委托人，经理层是代理人。代理理论认为，股东可能会面临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便是代理问题。为解决代理问题，使经理层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公司治理正式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便建立起来（Fama 和Jensen，1983[2]）。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学者和实践者基本认同了公司治理的主要职能就是控制，通过监督机制直接或间接的观察经理层的行为（Jensen and Meckling，1976），减少信息不对称，抑制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激励机制协调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使两者目标和利益保持一致。公司治理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董事会和控股股东的监督、监事会的监管、经理层激励、外部产品市场竞争、控制权市场的接管、债务和破产的约束、信息披露、社会媒体等，都被看作是股份公司内生的产物。通过以上这些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控制经理层的行为，保护股东权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解决代理问题。可见，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在解决代理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关于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已有多年，大多集中于内部公司治理的各层面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1.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情况下（Berle和Means，1932），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是降低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股东对经理层的监督，减少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然而，不同于 Berle和Means （1932） 提出的两权高度分散的背景，Demsetz （1983）、Shleifer和Vishny（1986） 以及Morck （1988）的研究都表明所有权集中的情况在美国也是多见的，La Porta 等（1988，1989） 也证明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股权集中才是普遍现象。在股权很集中情况下的绝对控股股东和股权相对集中情况下的控股股东，由于拥有的股份数量较大，他便有动力也有能力实施监督控制行为（Jensen and Meckling，1976；Shleifer and Vishny，1986[3]）。同时，大股东也会利用自己的决策权力，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攫取公司财富，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股权集中情况下的主要代理问题是大股东对外部中小股东的侵占以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即“隧道效应（tunneling）”（Johnson等，2000；LLSV，2002；Shleifer 和Wolfenzon，2002）。在我国，国有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和小股东的掠夺和掏空是最严峻的代理问题。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爆发的德隆系、格林柯尔系、五粮液现象等都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有力例证。 　　大股东进行财务舞弊或盈余管理，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加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以掩饰自己的侵占行为。同时，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可能会通过委派或提名高层管理者、向管理层施加压力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