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五人谈.docVIP

帖学五人谈 张荣庆 文化部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徐本一 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振濂孙晓云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京书画院副院长胡传海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书法》杂志执行主编 怎样看待帖学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张荣庆：我以为，自东晋以降及于今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赖以发展延续的一条主脉。帖系书法是一个大系统，有清晰的脉络可寻。帖系大家们走过的路子以及他们传世的丰厚、高雅、经典性的作品，给无数学书者以无限启示，成为人们取法精进的渊薮。尤其“二王”书风，乃是学书者须要反复琢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藏。 徐本一：在书法最高层面，无所谓帖学、碑学，论书法创作的历史现象才有了帖学、碑学的分野。碑学，构建阳刚之美的一极；帖学，构建阴柔之美的一极；两极作为相互的参照，相摩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就大趋势言之。碑学的阳刚之中有阴柔，帖学阴柔之中也有阳刚；碑学与帖学正如乾、坤两道的运动变化推动书法的发展。帖学的精义是中国文人审美的日常化，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重要方面凸显出文人精神的关注点与超越性。由此，书法渗透生命时空的细节中，随境适情，记录和表现出人在生活场景中的感受，成为须臾不离的良朋。 陈振濂：3年前开始，我对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连续写过“新帖学论纲”系列文章3篇约5万言。记得当时有一个观点，即认为今天的帖学从宋初以来已有千年，但却是通过刻帖形成的。而在近百年大批新出土的墨迹面世，以及开始有一流的彩色仿真印刷品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所谓的千年以来的帖学，其实在理解原有的“二王”笔法方面，几乎就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把后世刻帖所有的平铺平动的笔法误以为是魏晋时期的“二王”所代表的裹束、扭、绞转的上古用笔特征。因此，提倡新帖学的目的，正是应该从寻找、还原上古到中古时代用笔基本形态与特征出发。 孙晓云：阮元在《北碑南帖论》说：“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宋代淳化三年，太宗拿出宫内所藏的历代法书墨迹，命编次、摹勒、上石、墨拓，分赐大臣，是为《淳化阁帖》，为历代法帖之祖。以后相继翻刻的《戏鱼堂帖》《二王府法帖》《大观帖》《绛帖》等，生成了以“帖”为“学”的广袤土壤。由于后代不断翻刻《阁帖》，各种拓本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给后人临摹法书造成了不小的误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说：“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明、清“馆阁体”的出现，使得“帖学”丧失生机，笔法尽失。 胡传海：在写字人脑子里不是写帖的就是写碑的，就像不是男的就是女的道理是一样的，碑帖合一就是不男不女有点中性的味道？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带有女性意味的帖学的地位比较高，因为主导中国艺术的是老子的思想：柔弱胜刚强，飘逸、洒脱、流便、自然都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就像大多数人喜欢白面书生而不太喜欢怒目金刚的“杀胚”（孔武有力的人）。我们都会说写帖的笔下比较弱，但很少有人会说王羲之笔弱，因为王羲之是完美的，各种因素正好到位。历史上只有个别人说王羲之不好，这样说的话等于说自己是白痴。 “二王”书风的魅力在哪里 张荣庆：一句话，是因为它太好了。《书谱》谓：“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二王”,当然主要是“大王”,可以说是“入古出新”的最高典范，如前人所评，乃是率意和精能、秀润和雄强、阴柔和阳刚的高度结合，可以说达到了艺术境界的极致，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为推崇注重的中和大美之所在。 徐本一：“二王”的魅力，就是历史的魅力。具体到王羲之传世的作品，确实有使人倾倒叹服之妙。细细品味他的书札，精微的变化生动自然，而又常生常新，没有重复，没有刻板，这种原创如此丰赡，一个人成就了一个体系。作为帖学原典的“二王”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历史表明其有将人引向开放与生长的无限可能性。“二王”具有亲和力，仅就形质而言，它能融合到其他风格中，如盐入水，不露痕迹。而其笔法不仅有高度的技巧性，也有普适性，“写”的意趣被更突出地确立了起来。 陈振濂：仅仅把“二王”书风看作是一种书体、一类书风或一种技巧的艺术魅力，与篆隶楷和狂草并列，是远远不够的。二王书法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性——它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以汉字书写进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与人文的精神形态，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文人艺术历史形态。这是一种“技进乎道”的极佳范例。 孙晓云：王羲之及“二王”书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法”的全面成熟，标志着“隶化”与“美化”、笔法与视觉完美的统一，标志着书法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是那个时代孕育了无数的契机，造就了英雄，造就了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