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最后的文学青年.docx

来源：界面（2015年4月20日） ?记者：王琛　　摘要: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丽。阿乙最新杂文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需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二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呆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