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当中国遇到路易斯拐点.docVIP

当中国遭遇“刘易斯拐点” 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ur Economics 所长蔡昉表示，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计将从1995年至2009年的9.8%放缓至6.1%。劳动力人口不断缩减是主要因素。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 在1954年提出了拐点理论，用以解释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工资是如何保持低位的。自那以来，该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小虎”的发展轨迹。 据刘易斯解释，工业化启动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重新分配有助于推动快速增长。但这种发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业所有者，因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深潭”确保了薪资保持低位。 这种格局解释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得异常。知道自己可以轻易找到新工人的工厂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大胆地扩张业务。不断增长的利润助推进一步投资，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循环。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导致了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和货币升值。资产泡沫也可能出现，就像中国房地产市场那样。 然而，最终农村的工资开始趋近工业部门。在那个环节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城市雇主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工人离开农村的家乡。企业利润、出口竞争力和资产价格下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表示：“当我在2004年撰写一篇题为《中国劳动力短缺》的评论文章时，朋友们都嘲笑我。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劳动力出现了短缺。” 如今，广安的乡镇大街和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劳动年龄的人。留守当地的大多数是孩子和老人。 城镇化 64岁的退休小学老师程德全表示，他的乡村学校（从邻水县中心走两个小时泥泞的上坡山路才能到达）已经没有多少学生了。 他说：“学校还在那里，但只有两个年级和10来个学生。他们不可能一直上下去。父母们全都去城里打工了。”程德全所在的村子以前有500口人，现在只有30人。 尽管广安的许多村民去了遥远的城市，但程德全搬到了附近“县城”一套舒适的公寓里。10年前仅有几幢政府大楼的县城现在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尽管它在行政区划上仍属于农村政区，但实际上已经城镇化了。 在邻水县城的一家露天餐馆，农民子弟们吃着重庆火锅，喝着啤酒，高声谈论着。简易木桌上的火锅热气腾腾，猪脑、牛肚和鸭腰花在麻辣的汤料中翻滚着。对程德全来说，家乡的变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末妻子和年幼的子女晚餐分享一个红薯的情形。 要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县城是一个关键概念。按照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14亿人口中有48%仍住在农村，这个数字似乎说明农村还有大量可能进城务工的劳动力。 然而，另一项按行业分类的就业数据显示，只有大约3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社科院的蔡昉表示，在修正各种统计偏差之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人口比例只有20%。 蔡昉表示：“如果你去到农村，我敢肯定干农活的没有30岁以下的。他们根本不在那里。” 如今，始于广东省等出口中心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蔓延到了劳动力供应一度最为充足的广安。这给邻水县合流镇镇长甘智勇等官员带来了麻烦。 “人们的印象是外面的工资更高，但情况正在变化。如今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甘智勇在简朴的办公室里说道。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电脑，靠里面有一间卧室。官方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已从2005年的每月861元人民币（合139美元）上涨到如今的每月2864元人民币。 即便乡镇的工资水平仍低于城市，但如今两者差距已经收窄，以至于一部分潜在的进城务工者选择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以求得到更高的生活质量。“外出的人比以前少了。人们想呆在这里，对自己的孩子有个照应，”甘智勇说。 农民工数量减少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缩小的一个方面。但在城镇化放缓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人口快速老龄化，这是放大刘易斯拐点效应的另一项关键转变。 独生子女政策在大约1980年至2014年期间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种“人口结构红利”。现在这种红利开始变成赤字。蔡昉指出，中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数量已在2013年见顶。儿童和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人口抚养比——自2011年开始上升。中国在1979年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上升趋势持续至1980年代。198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达到2500万，此后逐年减少，到1997年减至每年约2000万，去年减至1600万。 “两、三年后，我们将开始看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再次出现陡峭、大幅的下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 University of Cali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