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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摘要]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制度，也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实现刑罚和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即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立法上不够完善，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体系不够完善，监督不够全面，救济不够具体，适用比例失调，羁押问题严重，法外适用明显等状况。本文针对现行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不足和缺陷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修改完善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刑事强制措施 立法现状 强制措施体系 司法监督 权利救济 人权问题曾一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刑事强制措施又是和其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项制度，因此，对强制措施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立法现状的分析 （一） 体系上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范围仅局限在对人的强制措施而对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查封等则放到了“侦查”一章中，[①]这些侦查行为表面上不是强制措施，但实际上却发挥了强制措施的法律效用。同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基本未作任何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制的不断健全，急切要求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进行立法，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手段日趋狡诈、诡秘，具备极其高明的反侦查能力，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能有效地控制一些隐私信息，如监听、采样、派遣秘密侦查员等；[②]第二，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已经开始采用监听电话、秘密侦查等手段破获案件，但刑事诉讼法对其并未规定，其处于失控状态，这就迫切需要对公安司法人员的行为合法化和规范化；第三，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防止国家对隐私权的任意侵犯，也要求法律对强制措施进行限制和规范。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适用的强制措施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现实生活中，犯罪嫌疑单位或者被告单位为逃避侦查或审判，转移、隐匿、销毁证据，拒不到庭受审，甚至解散单位组织等行为时有发生。所以，对犯罪嫌疑单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是必要的，这也必须首先从法律上进行明确和规范，争取做到有法可依。 （二）适用上比例失调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羁押性强制措施，包括拘留和逮捕；另一类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即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而司法实践中，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比例远大于其他三种强制措施。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中国法律年鉴》，自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九年里，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批准和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与决定提起公诉的人数相比，有五年（1997、1998、2000、2004和2005）超过100%，即逮捕的人数比起诉的人数还要多，最低比值为2003年的93.35%，[③]即扣除部分虽被逮捕但最后被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不计，被告人的羁押候审率至少也在90%以上，考虑到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以前通常都会先行拘留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也有权决定适用拘留。而每年都有大量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后来没有被批准逮捕，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实际上肯定远远高于被告人的羁押率。[④]由此不难得出，审前羁押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象。 与之相比，拘传在实践中很少被适用；取保候审的适用率也偏低，且适用范围狭小，适用对象过于集中；监视居住几乎在实践中很难被适用，即使采取也常流于变相羁押形式。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给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给侵犯人民权益创造了条件。 （三）审批上缺乏监督 我国立法存在明显不足，对于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立法上还未设立相应的审批机制；对于非法逮捕、拘留、扣押或搜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寻求司法救济还比较困难。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或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时，缺少必要审批制约机制，在审批的过程中，审批的随意性大，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的现象严重，立法上缺少对审批的监督。执法是否合法意味着立法是否公正，审批上的监督是严格执法的表现，对于检察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必须要层层把关，步步监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求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监督成为立法的一面镜子。只有严格监督执法过程，立法公正才有可能正常体现。 对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这种审批机制一定要严格监督，争取做到公平执法，同时要重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救济途径，体现法治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人权上缺少救济 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错误适用强制措施，给适用对象造成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时，法律应当规定获取救济的途径，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但我国由于没有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完全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而当事人只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