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调就调”到“应调尽调”，对刑事案件检调对接的几点思考.docVIP

从”想调就调”到“应调尽调”，对刑事案件检调对接的几点思考 　　作为一项新事物，刑事案件的检调对接工作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争议。本文主要探讨几个基本问题。一、检调对接是否越厨代庖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自诉案件，法院可以调解。可以说，调解是人民法院的工项法定职能。有人认为，而今的检调对接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法院将要做的调解工作提前做了。根据法治的要求，政府（这里指的是大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事。法律固然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不能插手调解，但调解总是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不符，且有代庖之嫌。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而误区的产生和检调对接定位不明有关。有些同志把检调对接定位为“恢复性”司法。但比起这类“大词”、“新词”，或许我们还是继续把检调对接称为一种综治工作更为妥当。司法是裁判性、终局性的，而检调对接显然不具有对当事人之间的争端一锤定音的效果，其工作目标是为了缓和、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分出是非曲直，没有必要人为拔高为司法”，也没有必要给人造成工种检察机关产生新职能的表象。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总是在夹缝中扩展职能空间，其结果是对立身之本（刑事检察、自侦工作）投入的力量相对削弱。法院系统之所以能够享有逐步提高的社会地位，与其不断强化既有的职能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外地检察机关以往的许多创举例如暂缓起诉、量刑建议权，逐渐地销声匿迹。原因就在于，司法制度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制度。人们在框框里怎么搞都可以跳出框框，置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于何处?所以搞检调对接要低调。要认识到：检调对接只是综治工作的一种途径而已，那么就不存在越厨代庖的问题。”二、检调对接的分寸检调对接要守住根本。综治工作的根本是要预防犯罪。包括预防犯罪分子重新犯罪，预防因犯罪导致原本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变动引发新的犯罪。因此，从检察机关而言，检调对接还是重在教育当事人按照法律许可的途径解决问题。既然只是综治机制上的创新，就要顺应综治工作的特点。综治工作讲求运用合力、讲究方式方法强调慢工出细活。检察机关在检调对接中的心态不应该急功近利。检调对接的根是“调”，只要缓和了矛盾，就达到了目的，不是非得在检察环节就有个“最终”的结果。检调对接要淡化“检”，凸显调”，突出专职调解部门的作用。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被赋予批捕、公诉等重要权力。在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影响下，案件当事人对于检察机关或是有所求或是有所畏。因此，检察机关对于调解的不恰当介入，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犯罪嫌疑人可能会认为调解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自己将被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处以何种刑罚。被害人一方也可能依赖检察机关的威势在调解中提出不合理的要价。最终损坏调解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除非涉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检察人员应当尽可能不插手具体的调解事务，而是迅速将有关案件需要调解的问题交社会纠纷调处中心处理。并且在对每一案件引入检调对接时郑重告知有关当事人调解结果不是实体处理的决定因素，而是参考因素。三、检调对接的范围这两年刑事司法的理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也对综治王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办案的要求，不仅是“政通”，更要“人和”，不仅是“理直”，还要“气顺”。许多案件中，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因缺乏交流而愈发严重的敌视心理，通过以检察机关、调解中心为桥梁进行沟通之后，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是可以期待的。问题在于：这种往往能给当事人双方都带来益处的“对接”，还只为少数案件当事人所享有。根据有关规定，在刑事案件中，检调对接的范围限于故意伤害（轻伤）、交通肇事、过失致人重伤等一些轻微犯罪案件。但是，凡有犯罪发生，必然存在相应的纠纷，为什么有些种类案件要检调对接，另外的案件不对接?另外，从目前检调对接的实践来看，检调对接成功的案例大多是犯罪嫌疑人家庭能够迅速支付赔偿金从而得到了被害人一方的谅解。那么，在考虑是否引入检调对接时，检察机关是否也重点考虑了这一因素呢?而将不具备该条件的案件排斥在检调对接之外。提及轻微刑事案件，人们自然会想起刑事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自诉案件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对于自诉案件，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而非“应当”进行调解。这说明立法者即使在轻微刑事案件这一层次上，对于调解亦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把所有还存在未解决矛盾（例如经济纠纷、名誉损害、精神损失）的案件都送去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恐怕难以负荷，调解的成功率也不高。那么预先筛查的标准是什么?即以“赔偿能力”为标准：如果犯罪嫌疑人无能力一次性给予赔偿，被害人未必就不同意分期赔偿。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外来人员，在法院未审理之前，嫌疑人和被害方还不能见面，双方的调解几乎无法进行，是不是外来人员作案就不能调解?（如果这样的话，检调对接很可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