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乡下，和父亲一起下田.docVIP

回到乡下，和父亲一起下田 1 孩子们成群结队满村子乱跑的情景都不见了。村庄里静悄悄的。没有摇着拨浪鼓卖小玩意儿的货担郎，没有走村串户的木匠箍桶匠，也没有了抬着嫁妆吹吹打打的长长的迎亲队伍，也没有人穿着蓑衣赶着牛从细雨中走来。 村庄寂静得可疑。 显而易见，我们的村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房子变得高大，道路变得平坦。新农村建设使得村庄变得新起来。但是这仍无法阻止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 这就是现在的村庄。每一次回到我的村庄里去，我都觉得眼前景象可疑。同样可疑的还有春节――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到处都是衣着光鲜面容陌生的面孔。明明都是这个村庄的村民，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消失，像一滴水消失在城市的人海中。 2 我从小在浙江衢州那个叫做溪口的村子里成长，每天上学要从广阔田野间穿过，闻着稻花和油菜花的芳香，农忙时和父母一样挽起裤脚下田。 当我因为插秧、割稻而腰酸背痛之时，父母的告诫就在耳边响起：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下田！ 16岁我终于离开村庄，考上了几百公里外的省城一所中专――那意味着有机会跳出农门，从此不用下田。 后来我在杭州拥有了还算体面的工作，买了房。我把父母接到杭州来玩，他们却怎么都住不惯。高楼就像樊笼，城里的平淡人情更让他们无所适从。父亲无事可做，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傻了。他们宁愿回乡下老家，没事时田埂上走走，也心安意足。 村庄里像父母这样的农民越来越少。几乎所有壮年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了。他们离开土地，转向陌生的城市和工厂谋生。土地似乎一夜之间被他们抛弃。可是如果死守土地，洒下无数汗水换回的收获，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3 2014年春节，我回老家寻访耕田佬。记忆中，耕田佬穿着蓑衣、赶着牛、扛着犁，走在烟雨蒙蒙的田间小道上，那是最江南、最唐诗的画面。 很遗憾，那时我才知道，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只有两家还有耕田犁具，只有一头牛。古诗里 “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的场景也只有向梦中寻了。 我在杭州生活，农事、节气、气候变化时时冲进我的脑海。2013年冬天，我在众筹网发起了一次叫“父亲的水稻田”的众筹。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家乡和父亲一起，用最传统的耕种方法种一小片稻田。 在城市生活了那么久，我知道城市人想吃到纯天然食物很难。另一方面，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传播即将消逝的农耕文化。这是一份对土地与农村的感情。 我将“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每斤30元。当然，我还设想了一些“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记录，预订一定数量大米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来水稻田亲身感受，可以分享粮食酿造的烧酒。 我心里完全没底，纯粹当成一种尝试。没想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订完。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我不认识的人。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早春时我带上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父亲的水稻田”，面积只有不到两亩。我跟着父亲的步子，在后边拍他怎么犁、耙、耖，文字记录写了十几页。 4 父亲学会了智能手机。我教他使用相机、微信，教他传图片和视频聊天。 父亲的微信名是：“稻田大学校长”。 2014年5月，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3天后，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6月，秧苗长齐，可以插秧了，我在网上发出通知，请有兴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稻田里体验。 插秧那天来了四十多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开始种水稻以后，我与父亲的联系频繁了很多。每隔一两天，父亲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因为下田，我们俩的共同话题多了起来，我开始慢慢懂得了父亲。 父亲高中毕业，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有两千元退休工资领。可他的身份终究是农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土地。 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重新挥洒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与土地之间的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于父亲的理解，以及价值观的改变。 我不再认为城市是更好的生活的地点，不再认为其他任何职业比当农民更值得骄傲。农民和村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被掩盖的，被遮蔽的。农民的劳作价值是被忽视的，被低估了的。 因为“父亲的水稻田”，许多城里人来到稻田。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劳作的辛苦、粮食的得之不易。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来到 “父亲的水稻田”，拍摄了两天。这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 稻谷收割后，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晒干，送到碾坊碾磨。我和父母一起，把大米包装好，寄给认购的朋友。大家收到，都开心极了，说这样的大米“带着童年的味道”，“是真正的好大米”。 父亲听到反馈，开心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从没有因为种田这件事像这样感到过骄傲。 5 2015年，我仍然经常回到溪口村，每一次我都会到田野里四处走走。“父亲的水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