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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野草》散文诗的不谐和美（上） [提要：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以其形式的怪诞性、意象的对抗性、造语的曲转性，形成一种异常独特的美学范式————不谐和美。不谐和美是现代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对古典的“美是和谐”论的挑战和破坏，也是对忠实地模仿、再现显示这一艺术惯例的悖逆与反叛。《野草》的不谐和美是中外文化交汇碰撞的产物，也是鲁迅“灵魂探险”的忠实记录。] 鲁迅先生的《野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散文诗集，融贯了熟为人知的鲁迅式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鲁迅式的美学风格：“炙人的热火包裹在冰壳里，炽热的爱隐藏在僧的外表下，热情的肯定体现在否定的形式中，急待喷发的情感、思想孕育在沉默之中。”这一切，无不鲜明体现了现代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不谐和美。 不谐和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仅是对艺术史上雄霸了两千多年的“美是和谐”论（包括对称、均衡、整齐一律、变化中见统一）的挑战和破坏，也是对忠实地模仿、再现显示这一艺术惯例的悖离与反叛。它以非理性、非逻辑、非秩序的实界扭曲、变形、意象对抗、分裂，情节奇突、怪诞，结构零乱、模糊，时空颠倒、错位等等为表征，以理性、逻辑、秩序为内在目的，有意识制造的一种难以理喻的文本。它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关照下，根据现实的内容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需要，用一种超现实的想象，对世界加以重新编码，从而创造的常规所不能认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理性的终极解释和判断丧失了，具体时间、空间被超越，现实开始解体、变形…… 如果说古典形态的和谐美着重强调主体和客体、内容和形式、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契合与统一，那么，现代形态的不谐和美则着重强调主体和客体、内容和形式、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对立与冲突；如果说和谐美着重强调客体对主体、内容对形式、规律对目的的规引与制约，那么，不谐和美则着重强调主体对客体、形式对内容、目的对规律的征服与支配；如果说和谐美孜孜追求“无过无不及”的美的形式的话，那么，不谐和美则醉心于无形式（不符合美的形式）的形式；如果说和谐美所遵循的是一条忠实地模仿、再现、评价现实以达到形似基础之上的神似的艺术形象化规律的话，那么，不谐和美则无意执着于现实，往往只把现实作为一种诱饵，目的在于引导出隐匿于现实世界后面的超常意义。 要之，不谐和美是为了理性的目的，采取非理性形式；为了逻辑的目的，采取非逻辑的手段；为了真的目的，采取怪的形式。它是非理性与理性，无逻辑与逻辑，怪与真的辩证统一。非理性、无逻辑、怪具有显现性，作为表征显露于外；理性、逻辑、真具有隐现性，作为目的蕴含于内，其生命力便体现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对立统一中，给人以错综变化的审美享受。 《野草》的不谐和美，集中地体现在形式的怪诞性、意象的对抗性、造语的曲转性等三个方面。 一 认真地玩味《野草》，就不难发现：怪诞是贯穿于整部散文诗集的一个极重要的不谐和美因素。所谓怪诞，是指作家、艺术家反映生活真实，并从思想艺术上对它作出独特审美评价的一种方式。其艺术特点是以变态衬常态，寓真实于怪诞，把现实中普通事物加以变形，使之怪异、荒唐，形成与现实之间的某种距离，以扭曲的形态，曲折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性，反映常人隐蔽复杂的内心世界。它不是为怪诞而怪诞，而是“出于幻域，顿入人间”，以怪诞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人生思索。以怪诞的艺术手法所描写的生活，由于悖逆常理，虚幻缥缈，令读者倍感新奇，由此诱发读者驰聘想象力去思考、索解其中的奥秘，进而透过“满纸荒唐言”，“解得其中味”，使读者在追索、探秘、破译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扑朔迷离、不可名状的美感。 《野草》的怪诞性主要是通过写梦和寓言来实现的。就写梦的篇章来看，有《死火》、《失掉的好地狱》、《墓谒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等。这些作品假托梦境，曲折地反映现实，既表现了作者在反动统治年代的不妥协的进击精神，又折射出他寂寞、孤独、沉郁、悲凉的思想情绪。如《影的靠别》和《墓谒文》的梦就显得十分奇特：一是借“影”向人告别，剖露思想矛盾；一是用墓谒两面的互补文字，完整而又深刻表现不顾剧痛、勇作自析的无畏精神。两个梦显示的都是不和谐的思想情绪，前者虽不免彷徨，但刚毅风骨融贯全篇；后者虽略带悲壮，然壮盛意气浸透纸背。也正由于梦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特异功能，使得虚无飘渺的“影”和奥晦艰深的诔文变得自然可解，从而变不和谐为和谐。如《死火》，描绘了冰谷中“我”与“死火”的奇遇以及死火的复杂心态和壮烈行为—— 我便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死火既不情愿被遗弃在冰谷里冻灭，又害怕被携带出冰谷而烧完的复杂心态，用梦境中的对话表现得那么真切动人，可触可摸。最后，还是死火在斗争中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