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课件3.docVIP

第三讲 思想战士、“青年领袖”的周作人（1918—1924—1927）（上） 一、进击（约1918—1924） 1917年4月1日抵达北京，住“补树书屋”，与鲁迅谈天翻书，至夜半。 蔡元培“慧眼费心”挽留，周作人则难免几许麻木。最终，蔡元培“为以后的北京新文场保留了一员大将。” 领教政治中心的“政治骤变”——复辟。在亲身经历中感受中国历史变革的艰难与忧患……“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实际上，这是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隐忧也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的历史悲剧——所谓宿命即是。当时，周作人就有诗：“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问蛙蛤吠前门”。整整30年后，1947年，周作人有《往昔·修禊》则有“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又近二十年后，60年代的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又重新完整地记录了他1947年写的《往昔·修禊》——在隐约其辞之间，其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是翻江倒海的。 1917年9月，周作人开始正式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兄弟俩是共同对付这一课程的。成为北京大学内“卯字号名人”（己卯年和辛卯年生的老少名人，被称为两个老兔子的是陈独秀、朱希祖，其实也不过38岁，三个小兔子则是：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不到26岁，正是翩翩少年）之外的“周”氏名人。其时已经活跃奔走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钱玄同后来说：“我十分赞同（陈）中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氏兄弟此时认识的另一位朋友是刘半农——也是一位积极有为的“新青年中人”。 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刘半农还写了一首新诗，发表在《新青年》4卷3号上：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等来年。 相近时间内的鲁迅日记 1917年： 1月2日，“昙。无事。” 1月3日，（从绍兴）出发往北京，记有：“……夜雇舟向西兴，至柯桥大风，泊良久。” 1月22日，在北京，记有“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5月13日，记有“得钱玄同信，即复。”笔者注：这是鲁迅1917年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与钱玄同这位劝其作文言说的重要人物的通信联系。具体联系内容日记没有涉及，但联系《呐喊·自序》则不难推知1917年时，二人通信间可能有的关键信息。 9月30日，记有“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285） 1918年除夕前后，周作人写出了自己平生的第一篇白话文《古诗今译》。比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字要早三个月，其心态的积极也由此可见。 直译——周作人的“盗火” 之业。 1918年，周作人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针对中国小说等新文艺创作的落后，强调首先要“真心的去模仿别人”，“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 周氏兄弟在把翻译视为革新国民精神的“盗火”大业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周作人反对他的前辈林纾等人的下述思路、做法：“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而宁愿翻译之文“不像汉文”，试图通过尽可能保持原文的语言神采、精神思想的“直译”法来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的不精密，同时也是从一个颇为彻底的深度上真正地输入异域精神之火。 可以说，翻译之业是周作人一生最为看重的“胜业”，他最早以及最终的文字工作都是翻译，而不是他自己的创作。 1917年至1927年，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5种作品集，而同一期间他则出版了6种译文集。遗憾的是，周氏兄弟的译文，尤其是周作人的译文还没有富于系统性的整理出版。 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译文《贞操论》（原著日本作家与谢野晶子）。 周作人极为赞赏文中所倡导的灵肉合一的两性道德观。文章认为，夫妻之间仅有肉体的“接触”而“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尤其是，文中说“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需离散。”这等于说，离婚是随时可以的“自由的事情”，那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贞操论——尤其是，男子死了，寡妻一般就没有人愿意娶，而且对于女人还要要求她的“节烈”（守节和殉烈）——就显出了它的荒谬。 胡适、鲁迅等人的反应——共同批判着、对抗着北洋政府所大力褒扬的僵化陈腐道德诸如女子“节烈”、家庭以及家族的孝道，等等。 又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