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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会战 湖南会战：蒋介石高度集权、越级指挥，弊端重重 1944年，日军发起了一场纵贯中国南北、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创造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纪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军队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来所遭遇到的规模和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战役。数十万士兵及无数的平民伤亡；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被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在失去1/4的工厂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亦随之锐减。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的诸多弊端。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于1944年4月，至同年12月结束，前后持续约8个月，历经中原会战（或称豫中会战）、湖南会战（亦称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迄9月初，历经3个多月，是“一号作战”中会战时间最长、国军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 本文拟以湖南会战为中心，具体分析国军是如何从战略、战术上回应日军的挑战的，兼及其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由于日本当局主要担心设在广西桂,,,,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故将桂,,,,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并由北而南打通平汉线、粤汉线及湘桂线的交通。 对于日军的上述战略意图，国军方面是如何逐步认知的？ 军令部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掌理国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门。军令部内设三厅，第一厅掌理制定作战计划、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考核战绩、军队整训调遣等业务，第二厅掌理军事情报搜集研究及谍报网业务，第三厅掌理陆海空军参谋人事业务。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逐日详细记载了敌我双方的战况动态情报，为研究这场战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以下主要依据徐永昌日记，分析国军最高指挥机构是如何判断和认知敌情的。 从徐永昌日记看，徐氏最早于1944年2月25日获悉日军增兵抢修平汉路黄河铁桥，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获悉日军由长江下游向武汉、鄂西等处调动。3月4日，徐又获悉北平、上海各有敌机两批飞汉口。徐虽怀疑“敌或有企图”，但基本认定是日军的一种眩惑伎俩，没有予以重视。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做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3月21日，徐永昌根据敌军调动情况，提出要警惕日军出于防空或交通上的考虑，有打通粤汉线的企图，并认为占领衡阳对敌最为有利。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伪满及长江下游大量调集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集结大量兵力于豫北，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 据徐永昌日记，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但国军的军事情报效能远不如日军。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但不够灵敏，而且有时难免出现偏差。 4月6日，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声北击南。实际上，此时“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其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作为军令部长，徐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从中原会战前国军的作战准备来看，并未从其他战区调集优势兵力应战，显然对是次日军之强大攻势估计不足。 日军“一号作战”于4月17日在河南打响之后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最堪注意仍在中战场”，断言日军对湖南“将扰犯无疑”。是时日军确在加紧进行湘桂战役的作战部署。徐永昌对日军在中战场（湖南）的增调动态，观察比较敏锐。4月24日，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