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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责任感是正面引导社会舆论的关键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只要有智能手机，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在发稿。各种舆论甚嚣尘上，真的假的，铺天盖地的消息、新闻汹涌而来。正值社会转型期，于是有人怀着各式各样的目的，利用律法的滞后、手段的先进在网络空间实施自己的不归企图。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编辑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厦门《海峡导报》曾在2012年7月3日刊发一篇题为“旅游归来 一家老小染上性病”的文章，副题为“医生：可能是使用酒店浴缸和床单感染上的”。此文经东南网等网站转载后，立刻在全国各大媒体引发连锁效应。新民网记者随即进行核实，《海峡导报》相关部门负责人向新民网表示，该篇报道的信源仅仅来自于福建漳州中医院一名门诊医生的口述，记者从未见到过当事人“李先生”。新民网认为，“上海旅游住高级套间染性病”的报道没有接触过当事人，也未采访过所谓的“高级套间”的所属方，又无病历记录可查，着实不靠谱。 　　正面引导社会舆论，编辑责任感是关键 　　随着世界步入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及时、快捷性使得人们根本来不及辨别真伪，一条一条的讯息如过江之鲫；再加上人类天性中的炫耀、短视与盲从，导致一条明明为假的消息竟然能触动一大部分人的不安神经，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这里固然有发布者的恶意，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编辑审查不力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功效却不可小视。 　　在2005年9月6日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上，《云南日报》的一篇评论《坚决制止低俗炒作行为》。该评论获得了“2004年第15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篇文章针对2004年昆明出现了一家“女体盛宴”的餐厅，媒体纷纷报道，有褒有贬的情况，发表评论道：“要认识到，商家的不良炒作行为要达到目的，得借助传媒。如果新闻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去关注，去炒作，那就正中其意，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件即使是批评报道，也会出现负面效应，同样马虎不得。”在当天的颁奖会上，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说：“新闻战线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改进新闻宣传工作，提高新闻报道艺术，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推进新闻事业发展”，“获奖的文章就各类重大或敏感问题发表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深刻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受到受众的广泛欢迎。”将该文评为一等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社会提倡的是积极正面的报道，广大媒体不要去迎合那些低俗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作者的思想境界固然很重要，编辑的责任感才是关键。 　　从三个层面加强编辑责任感 　　编辑的责任感来自三个层面，首先是精神层面。古人说，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我个人认为，能同时达到这些标准的一定是一个伟人，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作为一个编辑，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必定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因此，他应当能做到“为往圣继绝学”。 　　自从西方的个人主义、玩乐思想进入国境以来，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影响着新生代的一大群人。南怀瑾在他的《论语别裁》里写到：“日本人把我们的老祖宗文化贬得一塌糊涂，说什么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大爬虫，这是日本人污蔑我们文化的鬼话。但过去我们有许多学者，居然相信这套鬼话，搬回来骂自己的文化，直到现在还在流传，我们现代的学术界就这样可怜！所以严格研究起来，中国历史还有许多资料，为外国人所不承认。外国人不承认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国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摆到什么地方呢？可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和留学生，跟着外国人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观念，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作编辑的，责任就很重大，因为我们肩负着的使命是教诲读者、提升阅读大众的文化水准，我们是本国文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因此，作为一个编辑，首先应该有愿意传承民族文化的精神境界。 　　其次，从思想层面而言，编辑还应该有政治觉悟。美国传播学者科恩指出，传媒在告诉人民“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因此，一个编辑，他向读者传达的其实是他自己的价值观，一个没有政治觉悟的编辑，他要么被有自己价值观的读者抛弃，要么塑造没有政治觉悟的读者。 　　一直以来，有一个错误观点在影响人们，认为媒体应该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媒体才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大家认为，这个观点来源于西方，随着改革开放引进中国的。但实际上，就在美国编辑人沃尔夫的《非小说类图书中的“政治正确性”问题》的文章中，他写到：“身为编辑，我有好几方面的责任：我对作者、员工、对这个世界或西方文明，以及对我自己，都有责任。”“编辑一方面应该个弱势者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也不能不加选择地出版煽动性或反传统的题材。”可见，我们在引进西方“自由”观念的时候，可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无论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