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创新，我们就没有出路.docVIP

不创新，我们就没有出路 　　记者：过去中国航空工业的生产和研制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今后又会形成怎样的格局？ 　　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航空工业对于生产和科研的偏重程度不同，我们高度重视生产，而对于科研特别是预先研制和基础研究重视不足。那时的历史背景很特殊，很多航空装备设计方案源自苏联，甚至连一些材料和零部件最初也是来自苏联，这使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生产上，这与当时国防形势急需航空装备的大环境是相适应的。在那个时期，科研院所的职能主要是保障国防装备生产需要，实际上是处于从属地位。当时这种模式取得过积极的效果，保障了国防建设所需大批装备的生产。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不可能直接获得国际先进航空装备的设计成果，我们依靠立足自身研发实力，一切靠自己。这一来，研究机构的使命一下子就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换句话说，科研机构在现在以及未来，都将作为航空装备研发生产的先导和中心。这是航空装备发展的科学规律所决定的。 　　记者：当前航空装备的研发，无处不体现出创新思想。作为中国第一航空装备研究院的领导者，您如何看待我们在该领域的创新能力？ 　　李：说老实话，创新是逼出来的。在安乐太平的环境中，创新的驱动力难以保证。我认为，创新需要内部和外部两种驱动力同时作用，才会产生明显效果。外部的驱动力，是国家航空装备发展的大环境，是对先进装备迫切需求的直接拉动。今天中国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国际环境却不太平，中国的国防装备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特别是在军事航空装备和军民两用大型航空运输装备上，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可能自己消失的，只有依靠我们科研人员的艰苦工作和创新精神去逐步消除。而内部的驱动力，则是企业内部创新机制的建立。这是管理者的问题，必须处理好，才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意愿有勇气去创新。要知道创新是有风险的，创新原本就是走别人没有尝试过的道路，这其中机遇与风险并存。在机制建设上，各级领导要特别重视对创新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勇于替创新者承担一定的风险，让他们敢于放开手去尝试。我坚信，即使创新遭遇挫折，也是有价值的经历，起码它帮我们排除了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记者：2014年春节前夕，李克强总理曾来研究院考察，当时总理对航空装备研发作过哪些指示？ 　　李：总理的话很朴实，但很给力。在“铁鸟”试验检测间，总理曾问道：“我们国家也在搞大客，大客的发动机、分系统、零部件多是全球采购的，你们这儿呢？”在场的人脱口而出，我们是独立自主！总理由衷赞许道：“你们正在做的，是中国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于我们研制中的大型运输机，总理在我们“航空报国”理念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还应该加上‘航空为民’这一条。因为我们的大运将来不光用于军事，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也会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你们的使命光荣，责任也很重大。”总理还高度评价“飞豹精神”，他说：“你们的气概超过了骏马，因为你们具有‘飞豹精神’。豹比马跑得快，不光跑得快，还比马更勇猛、凶悍。我们一飞院研制的飞机，特别是大运，它不光可以运载卫国的装备，在自然灾害面前，它还能运载解民于万难的关键设备和物资。所以说，你们是为国服务，也是为民服务，向你们表示敬意！”总理的这些话，让我深深感到责任之重，中国已是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体，但我们国家发展的创新驱动力还不够，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创新上必须下苦功。中国历史上文明程度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于我们的先人以创新精神发展文化和技术，而近代中国之所以没落沉沦，同样是因为在文化和技术方面创新能力的缺失。今天，我们面对着大好的发展机遇，一定要把握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为人所不敢为，才能真正发展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成为航空强国。 　　记者：现代航空装备研究存在怎样的特点？目前该领域创新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李：一个国家进步驱动力的直接来源是创新能力，而航空装备研发是创新密集型产业，这就意味着创新在这个领域特别重要，而且重要性会在未来不断加强。现代飞机和100年前的飞机完全不可比拟，如果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当年许多航空先驱都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制造了自己的飞机。在二战时期，航空大国提升军用飞机作战性能的工作重点则是放在优化气动设计和提升发动机功率上。而今天，军用飞机研发已经成为复杂程度空前提高的系统工程，信息化技术要求飞机系统设计高度集成化，网络化功能高度强化。而数字技术的引入，又要求飞机各系统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转进。反映到研发方面，研发工作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然一同改变的还有生产制造方式）。一个无比庞大的研发团队中，各个分系统的研制人员发生着高度的交联，任何设计上的调整变化，都要求所有相关分系统作相应调整，这对研发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解决难题的方式依然是创新，我们在航空装备研发中，创新性地运用了某些新技术，比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