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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反思 今年是公历2014年，农历又逢甲午年。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又要回顾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甲午年，回顾那场中日之战。10年前，我以嘉宾身份参与陕西卫视的“开坛”栏目，在北海舰队的甲板上，做了一期纪念甲午110周年的节目，叫做“跨越百年的伤痕”。10年后的今天，整理当日的发言，原来的感慨仍在，也萌生了一些新的思索。 甲午之战的准备。新中国的两代人，都熟悉毛泽东的这句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本来努尔哈赤也是懂得这句话的，他的子孙玄烨和弘历也懂，但十代以后的子孙，似乎就不懂了。甲午这一仗，从大清海军来说，可谓是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而日本的海军，早就下决心要和北洋水师决一死战，他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据我所看到的材料，日本海军在训练的时候，重点 目标就是要打沉“定远”舰，他们把“定远”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日本陆军在练习拼刺刀的时候，靶子上面画的是李鸿章的头像。全国上下以打败北洋水师作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而相反，大清一方，根本就没有主动求战的理念，没有敢于亮剑的战斗意志，当然，更没有决战必胜的信念。 战术素养与训练。说到准备和把握，这就涉及到平时训练的潜在问题。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材料，说当年日本军方拜访北洋水师的时候，发现北洋水师官兵在大炮上晾晒衣服、炮筒里面灰尘很多等等。近年有一些专家反驳这些传闻，说这些都是缺乏依据的“段子”。这些“段子”的真实性也许有问题，但从本质上批评了大清军队的训练水平，见微知著，从非常小的细节上，反映出大清军队整体的战术素养比较差。细节上的反驳，无力改变整体评价上的尴尬。 中日战争意识。今天颇有些人，跟着西方和日本的舆论，说中国的军费过高了，威胁到世界和平了。这些人似乎不懂得，战争的准备，是在和平时期就必须“天天讲月月讲”的。回到当年，说到整体的战争准备，添船换炮这样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理念，在日本能够从上到下贯彻下来，而大清这一边，就不能得到有效贯彻。日本从天皇到很多富豪之家，都踊跃捐款，为海军添置装备。而大清这边干什么呢，反而要挪用海军经费，慈禧太后要修“三海”，后来又修颐和园。有学者指出，这个钱后来还了。但是起码寅吃卯粮，把应该更新装备的大好时间给耽误了。 其实日本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或者说综合经济能力并不比清朝强。它是把中国打败了之后，用战争的赔款，一步步完成其现代化的。日本那个时候，国家财政也比较困难，它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万众一心把国家的硬件先建设好。而这个时候，慈禧太后还躺在权力的安乐椅上，做着万寿无疆的大梦。 毁誉李鸿章。谈晚清，谈甲午，都绕不过李鸿章。国人认李鸿章为卖国贼，主要是因为他代表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马关条约》。这个历史责任，李鸿章是逃脱不了的，他应该有责任。但是除了有责任之外，李鸿章也有苦衷，因为他毕竟处在那个位置，形势给他提供的可能性空间并不大。李鸿章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是得到当时的世界列强公认的。他是行伍出身，淮军的首领，而且从治军思想上看，应该说比曾国藩更与时俱进一点。列强对他评价比较高，日本对他也是敬畏三分。后来他去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日本人还打了他一枪，说明日本确实对李鸿章有过非常大的敬畏。但是这些，都在甲午之战失败以后，变得烟消云散了，日本人从此不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也不把李鸿章放在眼里。 评点丁汝昌。说到当年北洋水师的丁汝昌丁军门，应该如何概括呢？第一，他大节无亏，就是说在民族气节上是没有问题的。勇于开战，决不投降。第二，应该说是人才难得，他久经战火的考验，而且努力进取，有谋略有心胸。第三，很可惜的是，丁汝昌专业不对口，他不是海军出身，造成指挥上有些外行，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不能说他有勇无谋，他是想谋，但谋不到点子上。所以说丁汝昌这个人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死，是带有悲剧性的。对丁汝昌那个悲剧性的服毒自杀，一方面应该有历史的同情，另一方面，要从中吸取教训：我们现在一定要培养专业的、合格的领导型人才，像丁汝昌那样爱国的、敬业的、勇敢的，同时又是熟稔专业技能的现代化军官。 方伯谦与民族大节。讲到丁汝昌等甲午历史人物时，应该注意，不要简单化地评价，不要简单地把一个人概括成英雄或者是狗熊。不因为某个细节否定他的功劳，也不因为他的功劳，就忽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比如这个有争议的人物方伯谦，他肯定在北洋海军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他应有的贡献，在战争中，他也不可能说没有一点儿好的表现。但是他毕竟大节有亏。我们说丁汝昌是大节无亏，而方伯谦呢，我们能说他是民族英雄吗？方伯谦家族的后代纪念他，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学界政界评价太高就过分了，这种人要是成了民族英雄，那岂不是谁都能成为民族英雄？尽管我们可以为他辩解，有些做法可以谅解，但是如果今天把方伯谦这样的人都讲成民族英雄，那普通老百姓都成什么了呢，就都是圣人了。战争中可以示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