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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飞机厂 　　2007年12月底，我跟随致力于滇缅抗战史研究多年的好友戈叔亚先生，以及云南保山电视台的摄制组，赴云南瑞丽、缅甸南坎等地采访。在瑞丽当地的好朋友赵胤宏和钟泽能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对抗战期间曾在瑞丽垒允（现称雷允）地区存在过不到4年时间的垒允飞机厂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戈叔亚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此次采访记发表在2008年第9期《航空知识》杂志上，题为《寻找梦想的边疆》。 　　那次边疆行之后，时光荏苒，岁月蹉跎。然而，垒允厂那些隐匿在西南边陲亚热带丛林里的断壁残垣，仍会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究这个被世人和历史遗忘的飞机厂曾经的过往，却一直苦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时隔70余载，如今可供追踪的线索可谓寥寥。 　　所幸的是，距上次赴云南采访6年之后，2013年12月，我有幸在北京见到了当年曾经在垒允飞机厂工作过的戚少俊先生。我先后3次去戚老家中采访了他。值得一提的是，戚老的家距离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飞机场――南苑机场非常近，每次去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 　　辗转赴垒允 　　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英文缩写CAMCO）创建于1933年，战争爆发后逐渐内迁，先后主要经历了杭州、汉口和垒允三个阶段。1938年底，该厂搬迁到与缅甸一江之隔的云南垒允后，工厂规模扩大，机构和人员都进一步扩充，从昆明招收了不少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云南当地称之为下江人），职工人数在最鼎盛时达到上千人，戚少俊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垒允厂。 　　记：戚老，您是哪一年进的垒允厂？ 　　戚：1939年。我是1920年生的，江苏常州人。我本来在上海学徒，是中国铅笔制造厂制造铅芯的制芯部负责人，后来又到上海的大新公司（上海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干了两年学徒。 　　我在上海有个姑妈，她一个房客的女婿在垒允厂会计课。当时房客的女儿要生孩子了，有一批东西，什么奶粉啊、小孩儿衣服啊，一大堆，没有人给送去，当地也没有什么卖的。我姑妈说，“叫我侄子给送去。他在大新公司也没意思，叫他去。”她给了我300块钱做路费。 　　那时候到云南去可不容易啊。我坐轮船经过香港，到越南海防，再从滇越铁路乘火车去昆明。到了开远，下雨把铁路的路基冲坏了，修好可不容易，要待半个月。开远是个小地方，这么多人待在那儿也没辙了。我们同伴里有个中学生，在路上遇到我们常州的运动员金冲康，他在开远中学教体育。金冲康就领着我们几个到他们学校去，用两张长的椅子拼成床。 　　等铁路修好了，我们才乘车去昆明。我没钱了，同行的有个女的，带着女儿去找她丈夫，滇缅铁路上的工程师王沛承，我就跟着她，帮她拎一个箱子，她供我吃饭。 　　到了昆明，我找到那个房客的女儿，把东西给了她。她丈夫叫周思敏，是垒允厂会计课的。那时厂里需要的人很多，她领我去垒允厂在昆明的办事处办了入厂手续，从那个地方就入厂了。 　　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家属都在昆明，垒允的家属宿舍还没有造好。我就住在她那里，几天之后，昆明办事处有卡车去垒允，就把我们送去了。 　　在垒允的工作 　　中央飞机制造厂的组织结构完全按照美国飞机厂的形式，管理上层次少，职责分明。生产部门包括机工车间、机身车间、机翼车间、焊接车间、装配车间等。一个车间往往还包括几种不同的生产内容。例如戚少俊先生所在的焊接车间不仅负责全厂飞机结构的焊接，还负责金属零件的热处理。 　　记：戚老，您在垒允厂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戚：焊工，那时候都是气焊。进厂后我分在焊接车间学徒，当时有规定，学徒入厂后要先在工具间管6个月的工具，发放工具，顺便还要干一项工作，记工卡。工卡要写英文的，这可难了，后来我就找出来老工卡，老工卡怎么写就照着写，因为字母我都认识。 　　那时候每个车间的领班都是美国人，副领班是中国人。焊接车间的美国领班是苏伯尔（Sobel），中国领班是金超。苏伯尔是挪威人，小个儿，我们都是他教的。 　　苏伯尔给全车间的学徒办了一个气焊训练班，每天焊两个钟点，他亲自教，你焊的不好他要说你。先是0.5跟0.5米厘（即毫米），两个钟点都焊这个，然后0.5和1个米厘，一个厚一个薄，难度就比较大了，最后2个米厘对2个米厘。这样训练了两个月。 　　我在工具间管发工具，每天焊接训练的时候抽出去学。两个月训练完了以后，我管工具还没到6个月，因为会焊了，就叫我干活了，飞机尾部不重要的零件就让我焊了。 　　我在垒允厂的时候制造的是霍克Ⅲ战斗机，那种飞机是双翼的，钢管结构，外面的蒙皮是布或者丝绸的。造了30架霍克Ⅲ，后来日本人来轰炸，就停产了。我们是制造飞机的，没有修飞机，修理飞机是另外的单位。 　　我印象里，厂房有几十米长，五六米宽，房子很高，都是铁结构的。厂房是平行的两栋，中间是空地，端头有个小房子，把两栋厂房连在一起，那是工具间。工具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