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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抑或政治哲学？ 艺术理论抑或政治哲学？ 人们一般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视为艺术理论文献或者音乐美学文献，认为同《乐记》相比，《声论》深入音乐之体性，探讨音声自身的规律，并表现了审美的艺术性。比如叶朗认为，嵇康“认为音乐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其积极意义是“人们对于艺术的审美形象的认识的深化”[1]。李曙明更是提出“音心对映论”的说法，认为嵇康的音乐理论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自律论”、“他律论”的“和律论”[2]。可见无论是音乐学研究者还是美学研究者，大都是就音乐本身或者审美来讲的，而没有认识到嵇康写作《声论》一文的真实目的。 　　事实上，嵇康并不对音乐艺术或音乐理论本身感兴趣，或者说他并不认为音乐与政治无关。《声论》的写作很多地方是直接针对代表儒家乐教观的阮籍《乐论》而发的。比如《乐论》说“满堂而饮酒，乐奏而流涕，此非皆有忧者也，则此乐非乐也”[3]72，认为酒宴上人们闻乐而泣是由于音乐自身不快乐的原因；嵇康则指出“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是由于人们在听音乐之前内心已有了哀乐之别，音乐自身并没有快乐与否的区别。也因此，《乐论》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发问，《声论》则以之作结，二人可谓殊途同归，都回到音乐的教化作用上面，这才是嵇康作《声论》的根本原因。而《声论》的开始，秦客以儒家“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的乐教观发问，引出东野主人“声无哀乐”的主要观点；其间经过六个回合的问难与答辩，结尾回到音乐“移风易俗”的主题，进一步佐证了《声论》的写作目的是乐教而非乐理。 　　一、关于“声无哀乐”问题 　　《声论》的开始，秦客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政治的好坏，而音声则对政治好坏作出相应的反映，因此悲哀忧思、安详快乐的感情表现于乐器也就是音乐之中。秦客引用的前论“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源于《乐记·乐本》，其原文是：“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4]1077。 　　“声音之道”与政治的相通之处在于，声音通过自身的哀乐表现，体现了政治的治乱好坏。秦客的引用是符合《乐记》的说法的。在儒家那里，声音之所以一定要有哀乐的属性，是因为一方面音乐秉受天地之情和人之性情而来，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以及“乐由天作”[4]1075，1090，因而自身被赋予了哀乐情感；另一方面只有具有了情感属性，音乐的教化作用才能得以可能。 　　东野主人也认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说法，但他的理解与秦客不同。秦客认为，这句话说明了音乐是有哀乐情感的；东野主人则指出，风俗民情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状况，国史通过审查政教得失、民风盛衰，用“吟咏情性”的方式来讽喻国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说法源于《毛诗正义》，《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4]15，这是就诗教来讲的，嵇康显然知道所谓的“亡国之音”是就诗教乐教合一而言的，并不是指音声如何。 　　嵇康是明确区分“音声”与“乐”的。据笔者统计，在《声论》里，“声”字出现125次，“音”出现76次，“音声”出现9次，“声音”出现28次，音“岳”的“乐”字出现16次。“音”、“声”或二者连言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客观的声音或者人声以及人使用乐器发出的声音即纯音乐，嵇康认为，不但自然界中的声音是客观的、没有哀乐的，人通过鼻口或者借助器乐发出的声音也是客观的无哀乐的。而“乐”则主要是指先王制作所传下的“至乐”，是在儒家诗乐教化中的乐；这是诗歌、音乐、舞蹈合一的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嵇康将其中的“音乐”特别是器乐所表现的纯音乐拈出来，作为其重新探讨乐教的重点，试图通过对纯音乐的新的理解来解决以往乐教未能成功的问题。 　　秦客主张的“声有哀乐”，完全是从儒家的理路出发的。“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形于声音”[3]432-433，这些观点总结起来就是，声音是有情感的人发出来的，因而被赋予了情感的性质。 　　东野主人的辩难有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从名实角度看，喜怒哀乐爱憎惭惧是人的属性，是用来描述人的情感的，与声音无关；描述声音的只能是自身音律是否和谐，而与哀乐没有关系，二者各有名实，不可混淆。 　　其二，哀乐是人在听音乐之前遇到别的事情而先已形成于内心的情感，在听到形式和谐的音乐时显露出来而已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因此音乐触发人本有的哀乐之情，而不能说音乐自身有哀乐的属性。 　　其三，形式和谐的音乐由于自身音调大小的不同，对人的情绪影响有的猛烈有的恬静，人的形体便有或躁动或安静的反应。躁静与哀乐不同，前者是音乐引起的人的体态反应，后者是情感表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