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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影响世界稳定 　　20年来，我一直是新媒体力量的支持者。然而，全球化沟通、运输和供应链等技术的协同作用，也让当今的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了。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会给全球的其他地方带来迅速且强烈的影响。 　　社交媒体是一种行为方式，是人类参与社交和分享经验这一固有需求的表现。社交媒体不只是一系列技术渠道和网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低估了人类行为社会化的必然性。一个显见的证据是，现在，超过52%的人居住在城市，全球有大约20亿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中。社交媒体96%的内容来自个人，而不是品牌、媒体和政府，社交媒体的活跃人数，远远超过了参加民主选举的人数。 　　不过，社交媒体并不是个人人平等的所在。尽管用户生成的内容会不断增长，但人们在网上更喜欢聚集在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的人周围。人们不是通过这种媒体寻找新的信仰，而是通过其在线行为加强自己的既有政治观点。皮尤互联网项目（Pew Internet）2014年进行的一项题为《从分化的群体到社区集群的推特主题网络图谱》的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个人通过“亲和力”（affinity）形成“自组织”，亲和力来自情感和个性。社交媒体这种生态系统的属性，就决定了它们会传播更多用户已经喜欢的东西。确切地说，“关注”和“点赞”体现了社交媒体的这种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交媒体会让人们在网上凝聚起来而不是彼此分离。 　　震惊和招募 　　令人担忧的是，具有亲和力的内容的作者，其情感和个性越极端，在社交媒体上越受欢迎。友谊、宗教、政治信念和地缘等形成的亲和力，会形成越来越狭隘的社群。ISIS视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靠野蛮的暴行来震惊西方人，而是要为其“事业”招募“志同道合”的狂热分子，要在黑旗下建立自己的“品牌保证”。 　　“额外的国家”（Extra-national）社群可通过提供建立忠诚的途径来动摇某个国家―――人们对“额外的国家”的忠诚比对被动摇国家的忠诚更强烈。在巴尔干半岛，种族和宗教变得比国家地位更重要。今天，有些国家最近则受到了由种族集群和自我利益形成的政治疆界和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政策造成的冲击。 　　如果Facebook是个国家，那么它就以13.1亿“居民”的规模位列第二，而且很快就会超过中国。当然，Facebook并不是个国家，它由数百万个社群构成。对个人来说，这些“额外的国家”社群往往比忠实于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然而，社交媒体并不是煽动当今动荡的策源地，而是各个国家原来就存在的动荡因素的反映场所。它是个培养皿，只是其中已经有细菌了。社交媒体通过其组织能力和促进沟通的能力提供了组织工具（organizing tool），同时，提供了以某种方式让人们走向极端的组织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交媒体加剧了政治动荡，它就像一台巨大的离心机一样，旋转得越来越快，并会将那些不认同自己的人“甩出去”。 　　这种趋势给企业造成的风险是巨大的，因为西方上市公司有20%到30%的销售收入来自新兴市场，这一比例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倍。社会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像“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这样的革命在几个月内而不是几年就可爆发。 　　产品线的分裂 　　简而言之，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已经越来越像社交媒体了。从人们以这种“额外的国家”方式在线组织起来的能力来说，比利时（瓦隆尼亚VS.佛兰德斯）、意大利（南方VS.北方）、西班牙（加泰隆尼亚VS.马德里）和加拿大（蒙特利尔VS.渥太华）不仅可能发生分裂，而且分裂可能也是无可避免的。 　　之所以说这些国家都有巴尔干化的可能，部分原因就在于各个派别在社交媒体上在进行更加密切的沟通。与伊拉克和阿富汗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内部的民事争议发生在欧洲的成熟市场。正如任何市场营销者都清楚的，成熟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多的品牌扩张、主要产品线的更多分裂。就像Mountain Dew的品牌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个一样，欧洲也会有更多的国家。 　　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和乌克兰的局面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内出现更强大的国家。巴尔干化的过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然而，这些新国家的种族确实会变得更同一。国家按教派、宗教和民族利益分裂的方式会遵循社交媒体运行的路径。考虑到这种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的唯一目标就是保留国家形态，那么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审查就是个合乎逻辑的决策。伊朗最近决定放宽社交媒体使用的法规，或许是个值得称道的议程，然而，这样的举措并不一定会让这个国家更安全或者更稳定。伊朗如此，中国也一样。 　　在美国，有些地区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会让政治观念相似的人，组建成某些投票群体。或许，这就是人为推动巴尔干化最显见的表征。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的有些县就通过社交媒体组织了合法的分离运动，更不用说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最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