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东亚企业精神.docVIP

儒家文化与东亚企业精神 　　谈到“东亚企业精神”这个主题，许多学术界人士都会联想到：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了一系列论文，析论基督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辏合之处。韦伯注意到：十六世纪之后，欧洲许多改信基督新教的地区，譬如荷兰、英国、日耳曼等地的贵格教会（Quakers）和浸信教会（Baptists）辖区，其商业和经济活动都有蓬勃的发展。这些国家境内信奉天主教的区域，却没有类似的经济成就。 　　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宗教信仰和追求财富应当是互不相容的两回事：在中古世纪，一个虔诚的教徒所关怀的应当是“彼世”，而不是“此世”，他应当追求“天国”中的永生和救赎，而不应当在现实世界追求财富。天主教承袭了这种传统;可是，改信基督新教的人为什么既能保持宗教的虔诚，又能追求俗世的财富？ 　　韦伯的研究：理念与历史 　　基督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领导的教派为了攻击教会出卖赎罪券，而提出的“预选说”（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有助于个人努力工作，而收到改造俗世的效果。 　　依照加尔文的说法，宇宙的秩序是由上帝所决定的，人类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在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有些人将得救，有些人会堕入地狱。可是，一个人是否能得救，是上帝早已决定的，人类的意志和努力根本不能改变上帝最初的决定。个人不论以如何虔诚的行为来崇拜上帝，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倘若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上帝所定的宇宙秩序将为之破坏，整个世界将变得荒谬和不可思议。 　　个人的命运既然是预定的，在最后审判到来之时，个人必须孤零零地直接面对上帝。在上帝之前，他是绝对孤独的，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他。依照韦伯的分析，作为一个企望得救的加尔文教徒他处在这种绝对孤独的状态，内心必然会感受到无比巨大的焦虑。对新教徒而言，工作是响应上帝召唤的神圣“天职”（Beruf），个人必须经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来证实他是上帝的“选民”，来肯定上帝对他的恩典。一个真实的信徒应当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上帝的“召唤”（calling）下，不停地勤奋工作。 　　改造俗世 　　由恪尽天职而获得的财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宠赐。可是，拥有财富，不过是为上帝看管财产而已。有了钱之后，个人应当禁制自己的欲望，刻苦自励，过着高度自律的生活，而不应沉迷于逸乐，以免自己灵魂堕落。这种信仰造成韦伯所说的“入世禁欲主义”（worldly asceticism），可成一种改造世俗的动力。 　　在基督教里，先知在传达上帝对人类的伦理的要求时，通常都会以预言的方式，描述出符合宗教理想的“彼世”形象。这种和“实然世界”明显对比的“应然世界”，会使个人倾向于舍弃世俗事务，致力于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目标。由于基督新教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个人无法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界，他必须信任上帝对“谁是选民”所作的抉择，在上帝的召唤下努力工作，致力于“改造俗世”，“建天国于地上”，以彰显上帝的荣耀。韦伯认为：这种强调以面对上帝的精神勤奋工作、禁欲自律、改造俗世的清教徒伦理，是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理性主义在欧洲文明的各个领域中勃然而兴的主要精神因素。 　　儒家伦理与中国意索 　　为了支持这样的论点，他又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认为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不像基督新教那样地与资本主义相契合，所以无法产生近代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刻意挑选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宗族组织、城市与行会、国家组织和法律等几个层面，分别分析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在分析中国社会为什么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他同时也注意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已经具备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满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岁月。由于治河有方，洪水泛滥的情形已经大为减少。农业方法的改良，使中国人口由十五世纪晚期的六千万增加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亿二千万。其他因素，诸如私人财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迁徙和自由选择职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等等，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些有利因素毕竟无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产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障碍。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又是源自中国人在儒家伦理下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心态，他称之为“中国意索”（Chinese ethos）。韦伯所使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让他判定：儒家伦理是一种维护“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根本没有原罪的概念。他们所谓的“罪”，包括冒犯传统权威、父母、祖先和上司;以及违反风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