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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养正气？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道德作为基石。然而，道德状况在不同的社会里却差别极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有无正气。 唐宪宗元和年间，由湖南江西观察使升任京兆尹的杨凭，“修第于永宁里，功作并兴，又广蓄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时人大以为言。”御史中丞李夷简一直对杨凭的倨傲奢侈不满，乘机弹劾，揭发其在江西任上的贪赃罪。刑部和大理寺审理后，认定罪名成立，杨凭被发配到贺州临贺县，仅给予相当于县尉的待遇。在杨凭定罪遭贬之时，至亲好友没有一人为其送行。然而当时担任栎阳县尉的徐晦，因为自己从平民起就得到杨凭的赏识，从制科登第到担任县尉都曾得到杨凭的荐举，于是，他独自一人把杨凭送到蓝田话别。曾经担任过宰相的权德舆，与杨凭的交情极深，知道徐晦要去送别杨凭，就问徐晦说：“今日送杨凭，诚为厚道之举，但你不怕受连累吗？”徐晦答道：“我自布衣受杨凭眷顾，当他流播之时，不送一程对得住人吗？”由此，权德舆在官场大加赞扬徐晦之义。 徐晦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发起弹劾杨凭的李夷简就推荐徐晦担任监察官员。当徐晦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时，他问李夷简道：“我一直与您无交往，您因何信任我而奖掖后进？”李夷简直率对答说：“你不辜负杨凭，就决不会辜负国家。” 类似的例子在唐代并不少见。唐宪宗时期的宰相皇甫?，是一个历史记录并不光彩的官员，是一个擅长搜刮民财以取悦皇帝的高手。“?虽有吏才，素无公望，特出聚敛媚上，刻削希恩。”在唐宪宗提拔皇甫?当宰相时，裴度反对，上表指出“皇甫?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受其割剥之人“无不苦口切齿，愿食其肉”;“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近日收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图之”。但宪宗听不进去，执意提拔了他。皇甫?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所以就更加不顾一切地巴结皇帝，排斥异己。他一方面迎合宪宗的炼丹求仙，为宪宗推荐术士柳泌;另一方面勾结宦官，刻薄士卒，为了讨好皇帝不怕激起众怒，形成了一人宠信而天下怨恨的局面。结果是金丹把宪宗吃得暴躁嗜杀，宦官下手弑君，对外宣称“误服丹石，毒发暴崩”，43岁就终结了生命。皇甫?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靠山倒得这么快，宪宗一死，朝野共愤的皇甫?就被赶下政治舞台，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皇甫?灰溜溜地离开长安时，时任坊州刺史的班肃，因为自己曾经担任过皇甫?下属，出于旧情，独自为其饯行。 班肃同情下台的死老虎，并未受到惩罚。他同样没想到的是，一年后班肃刺史任满，宰相向新皇帝穆宗专门上奏请求提拔奖掖班肃。奏章不长，照录如下：“将欲清风俗，必在厚人伦。窃见皇甫?权位盛时，班行之中，多所亲附。及得罪后，议论立变，憎嫉如仇。俗之衰薄，一至於此！惟班肃以曾为郎官，判度支案，终始如一，独送出城。周行之间，多美其事。今郡秩已罢，望授一省官，以表其行。”班肃由此被提拔为吏部的司封员外郎。显然，这种提拔，鼓励的是超越政治的道义，鞭挞的是见风使舵的圆滑，正气由此得以褒扬。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能存续多年，不是没有缘由的。官场乃至社会上的正气，是王朝存续的生命线。这两个例子告诉人们，作养正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通过各种措施，把潜在的无意识价值取向中符合正气的内容揭示出来，加以有意识的倡导和弘扬。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会积淀出下意识的行为规范，凝结为自然而然的价值准则。正气只有进入无意识层面才是真正气，但无意识的东西不加呵护就有可能会损耗丧失。例如，上面这两个为失势官员饯行的例子，事主很可能仅仅是出于“对得住人”、“以德报德”的朴素心理，而这种心理符合为人之道和朋友之义。执政者以赞许、彰扬的方式肯定这种道义，把这种道义由自然而然升华为努力使其然，方可使正气弥散于社会之中。 其次，上层的行为必须同倡导的价值取向吻合，尤其要防范口号和行为的背离。上面的例子中，朝廷如何对待两位事主是最为关键的。如果说，上层口头倡导的是刚正不阿之行，而实际提拔的是阿谀奉承之徒，所谓正气很快就会变成弄虚作假之气。周密《齐东野语》中记载，张说为承旨，朝廷官员多巴结张说，而以正直著称的王质与沈瀛互相诫勉，绝不拜访讨好张说。但诫勉之后，王质就偷偷去拜访张说;进去一看，沈瀛已经先在那里。两人都感到不自在。造成这种情景的原因固然是王质和沈瀛口是心非，然而这种口是心非恰恰是张说喜欢别人奉迎巴结引发的。任何管理者都要明白，“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下面看的不是上级的宣言，而是上级的行为。二者背反，就不是作养正气而是戕贼正气。 最后，要让有正气者得实惠。正气凛然而受苦受难者固然可歌可泣，但那只能是少量社会精英的自我牺牲行为，不可能成为大众流行风尚。不要指望官场上人人成为海瑞，更不要指望社会上人人成为圣徒。弘扬正气的奥秘，在于把道义和利益结合起来。上面的例子中，坚持道义者得到提拔重用，见风使舵者遭遇排斥出局，正气自然会充盈;坚持道义者被贬斥，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