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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母亲文化与行为空间的法理学建构.doc
大众传播、母亲文化与行为空间的法理学建构 摘 要 作为《创世记》主人翁,次子雅各在母亲利百加主导下欲夺长子继承权,兄弟二人就此起了争执,雅各因此失去居住和空间。而母亲文化建构在大众传播与法理叙述上具有特殊深意。经由《圣经》传播,人们在自然主义之法、实证主义之法、历史主义之法之间的转换及其三种法理的同构不但显而易见,而且深入人心。 关键词 大众传播 母亲文化 法理学 空间 作者简介:冯林,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武汉大学母亲文化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报编辑;关培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母亲文化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开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母亲文化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成员。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2-248-02 雅各、以扫和利百加是《圣经》《创世记》中的主人翁,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的次子、以扫之弟。利百加坚执实证主义之法欲让次子取得长子继承权,以扫则坚拒之。兄弟二人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法理之争:自然法和人为法。冲突最终以喜剧结束,主要原因在于处理好了自然之法与实证主义之法、历史主义之法、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百加的母亲文化建构主导了雅各对成法的反叛与独立。是雅各的人类智性拒斥了舅舅粗野的政治制作。雅各代表的是理性日益成长成熟的人类,试图独立担当起“自我照顾”的重任且开始新法条的编制。其政治制作是成功的,因为他既背离自然之法、实证主义之法又将其弘扬,并与历史主义之法完美合璧。 经由《圣经》这样经典大众传媒在生活世界最广泛的传播,自然法、实证主义之法、历史主义之法的变更及其同构不但显而易见,而且深入人心,切中人性,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尤其是这样的先驱立法故事出现在最著名的大众传媒《圣经》的律法篇中。在雅各的故事转述中形成了一个激荡暗流,将法之三种目的溶为一体:法的政治目的是维持秩序、法的道德目的是培育正义、法的历史目的是在改革社会的秩序与正义制度的过程中保持连续性(哈洛德)。传播之于法律的重要性即塑造了社会公共性的边界。 一、自然法的批判:母亲文化的历险、权利的获得与空间的失却 雅各骗取以撒祝福的故事,出自《圣经》创世记,是生活世界大众传播中最家喻户晓的故事之一。他们那个时代(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7世纪)已有了显性自然法(内在于人性的理性法),主张法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政治维度而在于它的道德维度。政治权威制定的规则如果违反了基本的正义原则就不是法(哈罗德)。这种法则顺从神意,指向重视传统的人类。这个旧人类强大而虔诚。故亚伯拉罕(希伯来历史中的第一代族长)之子以撒年老时有天将长子唤至床前,欲依据自然主义之法把财产继承权传给他。 财产长子继承制,是人类早已存在的自然法条之一,这可能源于长子与其父的年龄更接近,已共同创造了财富,并在父亲辞世时已具理财经验和守财自觉。也可能是因为,父亲与长子共在时间更长、亲和度更高,为父者的情感偏好倾向于长子。还可能是因为长子的唯一性,而非长子常常不止一人,长子继承制争端较少。更可能,这些都是重要参数。 以扫眼看就要得到长子继承权了,这似乎在他出生之时已经设定。可其母其弟的非常之举改变了他的命运。利百加基于个人情感偏好、儿子们的生理特点早已倾向于让次子获得继承权,机会来临便不顾次子的顾虑谨慎而坚定地去实践。当雅各说:“倘若我父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的人,我就必招诅咒,得不到祝福”时,利百加说:“我儿,你招的诅咒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利百加在次子天性的希翼之中(此前雅各已经用红豆汤夺取了长子名分)开始建立一种对抗旧秩序的母亲文化,一种新精神,即新秩序和公民意识。该新意识立足于实证主义之法、指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公民,这个新公民强大、独立而智慧。她用慈爱领着次子一路走去,抖落父权夫权的专制驾驭和传统设计。变革效果立竿见影。当听父亲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夺走了你的福分”时,以扫放声而哭:弟对传统与人伦的蔑视激起兄的悲伤与愤恨,他心里说,“我父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我要杀死雅各。”自然法背叛者此时自然不安,占据已法定于人之物的代价可能是失去生存权。《圣经》于是建构了又一行为规范。利百加于是对雅各说:“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与他一起过一些日子,只等你哥的怒气消了,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看来只能放弃居住来避免冲突了,雅各于是前往巴旦亚兰。通过在各个家庭与人群反复叙述,《圣经》总是通过这种亲切的家事在贵族和平民、男人和女人、孩子和成人的心里烙上自然法的印记,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二、实证主义法学的批判:母亲文化的延展、空间的获得与权利的失却 母亲文化的厚土为爱子的社会流动设定了去向:在旅行的终点、母亲的聚落,雅各这位日后的“以色列”得到了新场所。 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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