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商业贿赂合规警报.docVIP

反商业贿赂合规警报 近年中国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逐年递增，可以预见，中国政府对于反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会有增无减。去年葛兰素史克因商业贿赂被罚30亿元引起的一连串反应仍未消散，近日曝出的西门子医疗贿赂案再度引发业内关注。在企业层面，发商业贿赂的合规警报已经拉响。 有人说贿赂、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是中国腐败成本太低的结果；还有人说这纯粹是企业的“原罪”造成的，必须承认的是这些逆势而行的私欲、权力与利益的寻租使得深陷其中的企业和所在国的员工利益受损，甚至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央高层的反腐行动让众多公司也意识到反商业贿赂的威力与紧迫。越来越多的人深切认同：惟有一个诚信、透明、开放、公正的环境，反商业贿赂才能真正保障整个社会生态体系的良性循环，促进生态圈内所有参与者的诚信和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政府、社会和企业信誉在全球化竞争里的共生共荣。 补足法治短板 2015年3月，英国最大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在华投资的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约两百余名资深员工被“单方面解除合同”，解聘的理由是公司内部合规审查，而在被裁员工们看来，从2013年10月起，仍在接受美国司法部就其在中国商业贿赂案调查的葛兰素史克连续进行了几轮裁员，被指动机是逃避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和巨额罚款，依照美国法律，结果将直接决定其是否被定性为公司犯罪，极有可能连带承担数倍于在中国被裁决的30亿元人民币罚金。 葛兰素史克案件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新的执法时代的开始？中国政府能否持续、有效地惩戒商业贿赂，需要时间来证明。 对于反商业贿赂的国际连环行动，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尹云霞直言，中国政府对于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正在不断增加，去年葛兰素史克中国因为违反中国反商业贿赂法而被罚30亿元人民币，多位公司高管包括中国区CEO被判有期徒刑二到四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针对公司行贿开出的最大罚单。六年前，西门子公司因为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被罚史上单家公司最高的16亿美元，开启了美国反腐合规的新时代。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成为中国商界、司法界一部必须了解的法律，该法禁止美国公司、美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及其公司官员、董事、雇员和代理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并要求公司严格内部账目管理，正确记录所有交易行为。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要求国企“依法治企”、建立健全合规制度。立法方面，《刑法第九修正案（草案）》正加强对行贿行为的惩罚、增加处罚力度、强化预防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反商业贿赂打击网络，完善对反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管理。执法方面，各级政府增加了商业贿赂执法人员，进一步明确分工与职能。政府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逐年递增，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对于反商业贿赂的执法力度会有增无减。 如何建立独立、完备、有效的反商业贿赂合规制度是“依法治企”的一大挑战？ 针对中国此前尚无中国反商业贿赂合规的实证调研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携手全球著名法律服务公司“律商联讯”联合发起了针对中国企业反商业贿赂的调研。调研发现，在立法上中国需要加大刑法框架下对商业贿赂的惩治，特别是对行贿的惩治。现行刑法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轻于受贿罪，并且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纵观中国几十年的反腐历程，大多是“文件反腐”，有着不小的随意性，很多反腐规定还散落在不同的党纪政规中，形不成系统的合力，也不利于其权威的确立和维护。值得借鉴的是为了铲除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构建了一套严密、科学、全方位的反商业贿赂防控体系，先后制定并颁布了《虚假索取法》、《克莱顿法》、《反回扣法》、《鲁滨逊―帕特曼法》、《政府道德法》、《联邦选举竞选法》、《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竞选运动捐赠法》、《海外反腐败法》、《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禁止海外贿赂法》等法律法规，从联邦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构成了一个庞大、细密、全方位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很少有漏网之鱼。 对此，尹云霞提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历史原因，商业贿赂花样繁多，惩罚力度难以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这方面还有很多功课需要补齐，如果有一部专门的更详尽的《中国反商业贿赂法》，会有利于澄清商业贿赂的定义，执法机构、执法范畴。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英国的《反贿赂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相关规定，制定国务院单行法规，或者相应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但这要结合我们的国情。” 如何加强反商业贿赂治理？尹云霞建议，“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除了在人力、财力上加大投入，增加公开、公正、专业的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统一明确的立法，提供及时详尽的司法解释外，还要有有效的举报制度，保证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公众监督的权利与透明管理。” 全生态反腐 在葛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