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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法制化与人权保障 　　摘 要：在刑事诉讼侦查程序中坚持侦查法制化以保障人权，对于防止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现象的出现，对于维护侦查活动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对于侦查程序的法制化与人权保障问题有着很大的进步，但是此次修法中的不足之处也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新刑诉法；侦查法制原则；人权保障；比较考察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94-04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为顺利实现侦查目标，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八种侦查措施，分别是：（1）讯问犯罪嫌疑人；（2）询问证人和被害人；（3）勘验、检查；（4）搜查；（5）查封、扣押物证、书证；（6）鉴定；（7）技术侦查措施；（8）通缉以及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五种强制措施。侦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它承载着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及侦破案件的重要使命；同时它也是保护被害人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处于前置阶段，它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起诉与审判程序能否有效的启动。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两种价值观，即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如何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就侦查阶段而言，既要充分保证侦查机关收集罪证、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又要严格保护侦查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并且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努力实现侦查需要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我国侦查需要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着失衡，在实践中表现为，一方面众多的大案要案被破获，犯罪嫌疑人纷纷落网；另一方面冤假错案不时出现，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侦查程序的法制化设计缺陷是导致上述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 　　有学者认为我国公、检、法机关的地位或者司法结构表现为“理论上法院至上，宪法上检察院至上，实践中公安机关至上”，这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力配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侦查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只有在实施逮捕时，才需要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但是这一制度设计对于检察机关对整个侦查活动所能起到的监督制衡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结合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笔者认为此次修法中侦查程序体现了一些特点： 　　（一）侦查机关侦查权的强力扩张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进行了11处的修改，整个侦查程序由1996年的第四十七条变为现在的第五十四条，虽然其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规定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赋予了诉讼参与人的申诉、控告权，强化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但是法条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延长了拘传、传唤时间，扩大了检查、查询、冻结措施适用的范围，增加了查封措施。而且还延长了检察机关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另外，备受诟病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技术侦查的确立，都是侦查权强力扩张的表现。 　　（二）侦查程序监督的微量改进 　　《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刑事侦查的监督有了一定的改进，如新法中增加了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但是法院对于侦查程序的司法控制，仍没有予以规定。《刑事诉讼法》对于刑讯逼供等侦查程序中出现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改进，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并且还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同步录音录像，并保持其完整性，打破了在封闭状态下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现实状况。另外，《刑事诉讼法》在证据部分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企图彻底遏制刑讯逼供现象，但是《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一十八条仍保持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这其实是两相冲突的规定，本质上不能制止侦查阶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实际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作为一种法定证据的存在，法律就应当保护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而为获取口供刑讯逼供就难以避免了，因此，新法关于防止刑讯逼供的亮点其实是华而不实的。这些更多地表现为侦查机关的内部的自我监督，外部力量特别是中立的法院并未能参与到侦查程序的司法控制之中。 　　（三）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予以了充分肯定，确认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完善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的职权义务。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法律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层层设限，并且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这些都与旧法无异，因此，新法关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二、侦查法制化与人权保障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外化为具体制度和规则的关节点，对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