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之外《诗与真》.docVIP

自传之外《诗与真》 　　摘 要：歌德自传《诗与真》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真正“自传”的先河，但《诗与真》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它博大精深，充满着歌德最圆熟、最周密的洞察力，展现着他“一代文豪”的天才，触及了许多现代性命题，可见歌德的非凡卓绝。 　　关键词：歌德；《诗与真》；媒介；自审；方言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50-02 　　《诗与真》是歌德（1749-1832）59岁时开始写作的一部自传，在西方传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真实是传记当然也包括自传的最高标准，甚至“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一个关键词”[1]。小说、戏剧和诗歌之所以被划分为虚构性作品，而历史、传记则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事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而歌德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把自己的自传称之为“半诗半史”的体裁，首次提出了在自传作品中虚构因素（诗）与真实因素（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歌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掩饰、不否认自传里有虚构、有想象，如果说“真”是自传的目的，那么“诗”就是自传的手段，他是用诗的笔调，运用想象力去实现“真”的目的，这样看来，在歌德这里，“虚构不但不妨碍真实，反而能够帮助作者再现真实，这就是诗与真的辩证关系”[2]。《诗与真》开创了近代意义上真正“自传”的先河，仅凭这一点，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就已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诗与真》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作为歌德晚年写了20多年的作品，《诗与真》并没有拘泥于任何一成不变的模式，它博大精深，充满着歌德最圆熟、最周密的洞察力，展现着他“一代文豪”的天才，触及了许多现代性命题，给予当下以深刻启示。 　　一、媒介：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 　　歌德童年时在他的姨夫那里读到一套当时著名的游记丛书，其中第7部标题《荷马著：特洛伊王国征服论》，附有法国戏剧风味的铜版面。歌德对这部书的感受是：“插图对我的想象力有很坏的影响，以致荷马诗中的英雄很久还只是以这样的姿态浮现于我的脑海中。”[3]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1843）的前言里，费尔巴哈就他所生活的时代――19世纪这样评论道，这个时代“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外貌胜过本质”[4]――而且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他预言式的抱怨到20世纪已经变成有普遍共识的判断：“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时，当形象对经济健康、政治稳定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变得不可或缺时，这个社会就进入了‘现代’。”[5]而这样的现代社会的最大危险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6]。 　　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呢？按照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7]也就是说，媒介与人的关系仅仅是相对独立的，实际上媒介对于人的感知有强烈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瘫痪了被延伸的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既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这样，增益就变成了截除，于是，中枢神经系统就阻塞感知，借此回应“截除”造成的压力和迷乱。具体针对图像（包括插图）和语言这两种媒介来说，由于小说中的语言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它存有大量空白，所以它要求受众深刻参与、深度卷入，因为它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为受众填补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机会，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调动了人们再创造的能动性。相反，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热”媒介，由于它们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在《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中也感同身受地这样写道：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马歇尔?麦克卢汉总结到：“媒介的清晰度高，参与程度就低。媒介的强度低，参与程度就高。”[8]而歌德以自己独特的感受“插图对我的想象力有很坏的影响”先知先觉地预言了麦克卢汉的结论。 　　二、难得的自我反省意识 　　歌德在《诗与真》中第一部“呱呱落地”中讲了他童年时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这次经历使他不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次经历是这样的：童年时的歌德认为，不管怎样，自己写的诗总比人家的强。然而，不久他就发现，那些写了非常蹩脚的作品的同伴，也都和他一样，自认为自己的比人家的诗要好，这还不算，更使他惊讶的是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少年，这位少年让他的家庭教师代他写作，他不仅认定那是最好的作品，而且竟然还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歌德眼睁睁看清这种谬论的妄想，结果有一天他竟突发奇想：“我是不是也与他们没有两样呢？那种诗是不是确实比我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