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doc

浅论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 　　赵旭东先生等著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方向。“决定公司信用的并不只是公司的资本，相反，公司资产对公司的信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与其说公司的信用以公司的资本为基础，不如说是以公司的资产为基础。” 第8页 作者进一步认为，“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是对公司信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是公司法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中国公司法正在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8页 全书就是以公司信用从资本到资产的转变为研究思路，以专题的形式分别就资本的核心制度和与之相关及配套的制度与规则进行了理论和实务上的分析与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意见。 　　笔者阅读这部著作后深受启发，对公司信用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资本信用和资产信用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整个公司资本制度的构建。在公司法学理上，公司有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之分，而资合公司所谓的“资”，究竟是公司的资本还是公司的资产，换言之，公司的信用基础究竟在于公司的资本还是公司的资产，这是公司法理论目前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i在阅读该著作的基础上，面对这一疑问和争议点，本文就资本信用和资产信用展开相应地探讨，指出资产信用比资本信用更具有优越性，并认为我国新的《公司法》相较于修改之前，已经体现了这种转变，但有关规定应进一步完善，以使得在我国真正建立起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现代公司资本制度。 　　一、资本信用理论的衰落 　　虽然对信用的理解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公司法领域内公司信用则毫无疑问应落脚于公司履行义务和清偿债务能力上。关于资本信用，书中指出，较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江平教授，并认为他所称的资本信用“是包容资产信用的广义概念”，“是在把资本与资产作为同类性质的信用要素与企业所有制性质等其他信用要素的比较中对企业信用基础的分析”。 第20页 但书中所称的资本信用是狭义的资本信用，“是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对资本信用本身与资产信用进行更具体的比较分析”。 第20页 本文也将遵循书中对资本信用的理解。 一 资本信用：传统公司资本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传统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信用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书中所叙述的，“虽然并无旗帜鲜明的昭示，但从立法到司法及至整个公司法的学理，中国公司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贯穿始终并协调一致的资本信用的理念和法律制度体系”。 第5页 1993年12月通过的《公司法》以公司注册资本为公司信用的起点，在具体制度上多方面体现了把资本信用作为公司信用的基础。 　　首先，在资本制度上，旧的公司法贯穿了资本确定、维持、不变的基本原则，规定有设立公司的最低资本额的条件和增加资本、减少资本的严格法律程序。这一严格的制度设计，其立法用心十分明显，就是以公司资本奠定公司的经营能力和责任能力，以公司资本作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基本保障。其次，在股东出资制度上，旧的公司法实行严格的出资形式法定主义，只规定了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五种出资形式，并规定了工业产权等无形财产出资的最高比例限制，而排除了劳务、股权、债权等其他经营要素和条件的出资，不允许当事人对出资形式作另外的约定。此种出资形式的法定主义和严格限制是与资本信用相辅相成的配套制度。最后，在公司行为规则方面，旧的公司法设有一系列对公司或其股东行为的严格限制，其中包括禁止股份的折价发行及对公司转投资比例的严格限制等。 二 资本信用的弊端 　　传统公司法在资本信用的基础上构筑起公司资本制度体系，其弊端是比较明显的。最为直接的后果会使公司债权人片面关注公司资本是否真实，股东出资是否到位，以及公司成立后是否抽逃资本，而忽视公司资产的合理变化和对异常变化的追踪和监控;交易者往往只关注对方的注册资本，而疏于对其整个资产状况的了解;只满足于当事人出资己经到位的最低标准，而无视公司资产被不当转移、非法侵吞和无故流失。复杂的公司信用判断被表面的注册资本等同，误导了人们应有的风险意识，认为只要公司资本数额巨大就意味着履约能力同样巨大。ii 　　然而，社会现实对这一朴素的信用理念给予了最有效的批判，在频频发生的公司破产风险面前，众多债权人无不承受着巨大损失，于是带来了整个社会对资本信用的困惑：既然公司的资本额远远超过其与债权人的交易额和债务额，却为何往往导致债权人无法完全受偿的结果 问题的本质显而易见，所谓公司资本，是公司成立登记时一个抽象资产，不等于公司在任何时间条件下拥有的实际资产。由于公司盈亏状况的变化，公司的实际资产并不等于公司资本。而且公司经营存续的时间越长，资产与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就可能越大，从公司资本无以判断公司资产，从公司资产也无法判断公司资本。iii书中也指出，“一个注册资本为百万元的公司可以拥有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而资本为上亿的公司也可以只剩下百万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