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并干预，脆弱个体以及极端选择.docVIP

介入并干预，脆弱个体以及极端选择 法国“全国自杀观察所”刚刚在2016年2月发布了一份长达481页的最新报告，试图从国家、地区和机构组织三个层面，寻找有效预防自杀的途径。 “Phare Enfants-Parents”（“引导家长与孩子”协会）法国一个已有25年运行经验的自杀心理干预志愿组织，从名字可以看出，它将关注对象集中在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身上。沙纳尔（Géraldine Chanal）是该机构的一位心理医生，她每天都要接到几十封邮件、电话，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求助短信。她发现，如果表达者是孩子本人，他们通常会选择用文字的方式，而家长，则更倾向于直接打电话。 我关注到这个组织，是因为最近国内连续发生的两起自杀事件，试图在网上寻找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干预研究。 相比于“孩子”，青少年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事实上，如果按年龄划分，在法国，所有企图自杀的人群当中，15～19岁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以香槟-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为例，2013年中，这个年龄段因自杀未遂而住院的人数占了整体的11%左右。 法国境内，每年有20万人企图自杀，其中实施自杀行为并死亡的人数，大约1万左右，平均下来，每天死于自杀的人数为27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万个人里，就有16人死于自杀。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各国的自杀率普遍有所上升，但法国这个比例在整个欧洲而言，仍然是最高的。 在这些实施自杀并死亡的人数当中，男性是女性的3倍，而各个年龄层中，15～20岁和40～50岁的女性数量尤为显著。 自杀的原因尽管还未能完全分析清楚，以上数据却能反映出，一系列危险因素已经相当明确，研究者们已经可以宣称，社会地位较低（例如，低收入、低学历或无工作）的未婚年轻人，其自杀行为的风险相对比较高。这听上去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意外的结论。但自杀的谜团在于，许多自杀者身上的数据情况，甚至完全不在上述框架之内。事实上，在如此数量众多的自杀事件当中，媒体也往往报道那些“优秀人士”事例，显然是因为其中的“强烈对比所引起的惊奇度”。 显然，社会心理因素已经不足以完全解释自杀的成因，这也是近几年自杀神经生物学研究被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2014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网站曾发表研究文章，提出许多证据表明自杀者的一项生物学特质中，有较为明显的应激反应系统紊乱，尤其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紊乱。 自杀的另一个谜团，则是有过自杀意念的人群数量是真正实施自杀者数量的20倍，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从自杀意念到自杀企图的演变？换句话说，自杀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念之差”，而是一段漫长的痛苦抉择。而在意念与付诸实践之间的这段空间内，正是能够真正起到打消自杀念头的黄金时机。 从法国自杀求助热线的倾听者得到的结论来看，促使人们产生自杀意念的动因当中“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常见的是，无法找到社会归属感以至于暴露在“我什么都不是”的绝望情绪当中。此外，突如其来的经济、事业或健康的变故也占了重大的比例。另一个被一再提及的动因是童年的受虐阴影，只不过成年后他们往往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摆脱了这种心理阴影，直到人生又面临重大变故，这种变故复苏了当年的可怕感受，并呈现出“来势汹汹”的姿态。 这些动因是自杀行为的触发点，而自杀者本身的个体条件，即个体的脆弱性则是另一个原因。根据自杀心理学学者、蒙比利埃大学的洛佩兹-卡斯特罗曼（Jorge Lopez-Castroman）的研究，上述动因组成了“压力”来源，而另一个维度“脆弱特质”，则包含了四个增加自杀风险的脆弱项。首先是自杀未遂史，即曾经自杀过的人更可能再次实施自杀。其次是家族自杀史，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个自杀者能够深刻地影响5～8个人，但法国“全国自杀观察所”（Observatoire national du suicide）今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每个自杀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人有26位之多。另外，易冲动且具有攻击倾向的性格特征，以及儿童时期有否有过受虐经历也是重要的脆弱特质，后者正好与“压力”触发点之一相照应。 事实上，洛佩兹-卡斯特罗曼的这项研究结论，是70年代著名精神病学家祖冰（Joseph Zubin）和斯普林（Bonnie Spring）提出的心理病理学的“素质-应激”模型的演化。“应激”是不良生活事件，而素质，则是先天存在基础导致的个体敏感性差异，表现出来的就是相同不良生活事件对于不同个体的不同影响。 洛佩兹-卡斯特罗曼对自杀可能性的二维定位，虽然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性，却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便利，特别是越满足上述条件的求助者，其自杀的可能性越高，在做预防措施时就更有针对性。事实上，自50年代开始，法国就开始陆续诞生关注自杀和心理干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