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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律师郭建梅的“磨难” 　　公益律师郭建梅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楼内。门口的“北京市众泽妇女法律咨询中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铜牌有点不起眼。两个紧挨着的公寓门内加起来300平方米的办公面积，比起一些位于三环内的商业律师事务所有点像“蜗居”。 2010年，郭建梅获颁“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 　　4月的这个下午，51岁的郭建梅，坐定在会议桌后的开场白便是：“公益律师特别难，这段时间我特别憔悴，正在想怎么走。” 　　她说话语速很快，她说刚刚看完律所定期定向的心理医生，医生诊断她，轻微焦虑。 　　就在一个月前，郭建梅在美国华盛顿摘取了“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为她颁奖，这个创立于2007年的奖项，用来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勇气的杰出女性。 　　郭建梅在美国读书的24岁女儿，全程目睹了她获奖的过程。“我女儿说妈妈你真棒，我心想，你妈遇到的危险你都不知道。” 　　这个中国第一个专职公益律师、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已经在公益律师之路上走了15年的女人，留着利落的褐色短发，皮肤白皙、五官秀美，一眼看上去像是走在大学校园里的儒雅女学者。但她做的事情，却颇为“强悍”和“底层”： 　　为了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郭建梅两次差点被当地政府铐上手铐，甚至差点被打。要知道，在中国的农村，土地被开发商和政府收购后，出嫁女和离婚女得不到补偿款的情况越来越多。郭建梅记得，去河南登封办案的那次，她和律所副主任李莹被一群暴怒的男村民堵在宾馆外，蒙蒙细雨中黑压压的一群男人，冲着她们咆哮，家有家法、村有村规，你们北京来的律师算什么。郭建梅形容自己当时像要英勇就义似的，整了整耳后的头发昂首出门。好在警车赶到，解了围。 　　就在跟她交流的两天前，郭建梅决定接受一桩案件：来自某省的一位妇女，发短信向她求助，欲状告前夫对她实施了多年家暴。因为离婚后还在持续的家暴，导致她左眼失明、鼻子骨折、腰部瘫痪，但其前夫势力强大，在当地根本不能立案。 　　郭建梅搜索了一下其前夫的资料，一下子怒不可遏，该人是当地的著名律师。“这么恶魔的一个人，就得弄倒他。”郭建梅举着打印出来的资料说。 　　她所做的工作就是如此，触碰社会最底层的部分，与强势和强权斗，所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法律。 　　不以胜败论英雄 　　周一和周五，是上访者和求助者最多的时段。郭建梅办公室里有一名公益律师，刚接待求助者时的前半年，每天陪着哭，还时不时地把五十，一百的钱塞到对方手里。 　　郭建梅跟这个年轻的公益律师说，没必要这样。但她知道，与来访者感同身受，饱受情绪耗损，几乎是每个有良知的公益律师的必经之路。 　　她永远不惮于谈做公益律师的难：“这条路比起任何一种职业都是最艰难的，它的艰难包括很多方面，精神的、身心的。” 　　1995年辞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铁饭碗、一手创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郭建梅，在一次又一次败诉的第五个年头，差点让抑郁症扒掉一层皮。 　　“来人很多，呼呼呼的来了就是跪下，当时就受不了了。”彼时的郭建梅就像一只不断吞入社会脏物的垃圾桶，办案的过程又异常艰难，“我们的案子是弱势群体的，是穷人或无权无势的人，我们的对手又都属于有钱有势的。”援助这些人会遇到太多的障碍和困难：行业保护、地方保护、司法腐败、执法人员素质低下、行政干预，以及地痞流氓和一些黑恶势力。 　　在与这些障碍做博弈的过程中，还得面对周围人的不解，干嘛做这个，是不是没案源？甚至误解，神经病、炒作、想出名的大帽子都扣在了她身上。 　　她哭泣过、痛苦过、愤恨过、迷茫过，经历大半年的调整后，她发现自己更能理清公益律师的价值所在：“什么叫律师？挣钱，不是你职业的全部意义。真正地为推动法律的进步，为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为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你的职业价值。” 　　这并不是大空话，而是被她实实在在地履行着。郭建梅创办的咨询中心所推动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农村妇女土地权问题、职场的性侵害问题、家庭暴力、家政工问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权利问题等。 　　15年来，她和她的团队力、了约3000多个案子，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有近40%的案子是败诉的。 　　郭建梅对此已经坦然视之：“公益诉讼不以胜败论英雄。通过一个案子引起大众重视或者引起网民的讨论，这就是一种胜利，公益律师做的工作很大程度是启蒙性、倡导性、引领性的工作。” 　　譬如她接手了宋山木案，旨在进一步推动对女性性权利的维护。在她看来，这一块有极大的法律空白。事实上，在这一块上，她和她的团队成绩斐然：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她们推出了《防治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并且联合了8个企业推进内部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