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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的分离，永远的怀念 1946年南京码头一别，这一生，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梁尚勇，曾任台湾“教育部”次长、台湾师范大学校长，为国民党终身监委。2015年3月13日在台北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几度应邀率团访问大陆，受到王岐山、胡启立等领导人的会见。他去世后，宋庆龄基金会、山西省对台办等单位发了唁电表示哀悼。近日，其胞姐、93岁的梁尚智口述了这篇纪念文章。 战乱岁月 我父母是山西省定襄县人，十七八岁就结婚了，还是邻村的姨表亲戚。母亲张秀卿出生在一个家境很普通的中农家庭，小时候没有上学，原来不识字，父亲梁贤达后来成了她的老师，耐心教她拼音认字，逐步达到能写简单家信的水平。 家里曾有过8个孩子，只有我们三姐弟活下来，父母分别取了“智”“仁”“勇”三个字。我们的幼年是在战乱动荡中度过的，全家经常东南西北，搬来搬去。 我大约4岁时，随母亲从家乡来到山西省太原市。父亲先在私立平民中学兼课，在省立国民师范任教，后来当了校长，共8年。1929年，爸爸初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工作时，家住在太原市新民街的平房。有十几家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小院和相同的院门。我刚上小学，很长一段时间放学回家记不住家门。后来家里人为让我辨认，特意在门口挂上一个红布条。 当时，正逢阎锡山、冯玉祥间军阀大战。国民党转入地下，时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的爸爸常常是东躲西藏，家里也跟着不得安宁。记得全家一度迁到天津市的英租界，并改姓魏。返回太原后，爸爸有一次被绑架，而且被人打伤，住进医院。 由于山西的工作无法开展，1934年2月，父亲被调往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工作，我们全家又搬到安庆市，住在一栋二层小楼的两间房内，条件比较简陋，其中有一间还是公共区域，别人到阳台晒衣服，要经过我家的过道。南方本来就潮热，我们住进来时，正赶上近年最热的几天。家里就在天花板的架子上拴了若干条一米多长的布带子，通过两根绳子拽来拽去，布带子就会飘动起来，带来些风。我们晚上睡在竹床上，完全靠家里大人轮流坐在床旁，辛苦一夜，不停地拉动着这个土风扇。 2002年，梁尚勇随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大陆做学术交流，与姐姐梁尚智在分别56年后第一次见面。 过了一阵，我们才搬了家。这显然是有钱人家的院落，楼上有6间卧室，楼下的两个大厅足有50多平方米。院子里种着十几棵树，有苹果、石榴、香椿、枇杷、杏树。几棵白茉莉根深叶茂，从楼下沿着墙爬到楼上，香飘满院。秋令时节，各种颜色的盆栽菊花摆满了阳台。一群群的鸟儿结伴在庭院里飞来飞去，真有点鸟语花香的味道。尚勇与小朋友们常高兴地在院里戏闹玩耍。 这个时期，是战前家里生活最为顺畅幸福的一段。来的客人也多，几家国民党内的老乡熟人从南京、山西躲至此处借住，常见妈妈与她们打牌。南方的饮食与北方不同，常常吃鱼虾。尚勇吃不惯海产品，还有一次便血，爸妈发现后，情急之下送进医院，幸好没有大碍，很快就康复了。 我快上中学的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出差在湖北，不能留守在家人身边，只能着急地四处打听，如何妥善安置我们。不久，只有一两岁的小妹妹得了急病，因兵慌马乱无法及时医治而夭折，父母对此非常伤心。后来家里决定，由大舅领着我们，随人群走长江水路前往四川。 全家5口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艘客轮的三等舱位，经九江、武汉、宜昌到了宜宾。因没有买上大船的票，一家人只好换乘到一只木船上，在江中停留了一夜。就这样，历尽艰辛，到了重庆。我们先在父亲朋友家挤着住了几夜，后在重庆上清寺附近一栋三层楼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阁楼只有半扇小窗，开在别人屋顶上，不见阳光，又潮又暗，满屋子的怪味儿，成群结队的大老鼠在楼里日夜奔跑乱窜。我进入了一所私立中学，学校离家远，我住校，每周由大舅接送上学回家。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 不久，父亲终于也来到四川，全家又团圆了。他先在乐山新创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担任训导主任，后到了重庆，被教育部聘为专员，在秘书室工作。我的学校也迁到了夹江，离家几十里路，只能学期放假时才能回家。这期间，因反对校领导的贪污，学校闹学潮。学校开除了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我也受到“留堂查看”的处分。 爸爸具有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耿直木讷，很不爱说话，常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屋里看书。在我的记忆中，他从不曾与母亲发生过争吵，也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重话，更没发过脾气，妈妈更有个“阿弥陀佛梁太太”的尊称，对人善良乐助。家里生活虽很俭朴，但井然有序、计划周到，这全靠她一个人操劳。记得她曾卖了块绸料，给我买了件旧花布大褂，还在寄卖行买了一双黑皮鞋，我们姐弟三人抢着换穿。 初到乐山时，我和尚仁妹妹穿的都是士林大褂，蓝毛衣，提着个小黄书包，当时还挺时髦。有人传说我俩是作家巴金的孩子。我在乐山中学读书，尚仁和尚勇念小学。那时候，我们经常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警报一响，大家就急忙披上衣服躲进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