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新客的南洋创业之路.docVIP

华人新客的南洋创业之路 　　印尼华人老板翁其炳听到中国公民杨永强在印尼身亡的消息时，唏嘘不已。 　　近年来，到印尼开矿的中国商人要么铩羽而归，要么困守他乡。杨永强身为其中之一，在资金链断裂后只得到处躲债。今年1月17日，杨永强的尸体在自家后院被找到。被发现时，他的爱犬一直在尸体被埋的地方扒土。他的女儿哭诉说，是那些债主害死了父亲。 　　明清时代开始，南洋便是中国闽粤一带人挣脱贫困、改变命运的出口。一代代人乘着舢板，跨越浩浩南海，来到印尼群岛，逐渐形成数百万的人口规模。即使是三十年前，印尼还是中国人向往的富裕之地，但如今，中国与印尼的位置已经悄然反转――印尼不再是闽粤人找活路的地方，而成为中国人找钱路的地方。 　　“穷得只剩胆”的福清人 　　对翁其炳这样的福清人来说，对印尼的情愫是潜移默化的。 　　南洋华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还是一个耀眼的词汇。翁其炳记得，自己的南洋亲戚带回老家的喇叭裤、手表、缝纫机、电子计算器等等，都让乡亲们惊叹不已。1976年，一个南洋亲戚带回一台20寸彩电，那时家里连电都没有。福建各地均以家里有位南洋亲戚为荣。 　　“那会儿看到从南洋寄回来的照片，哇塞，家家都有小汽车。亲戚只是开布店的，也买了车。在中国，只有县领导才有。那时候国内只有大酒店才贴瓷砖，在印尼却已经很普及了。就连印尼的卫生间都比我们的厨房漂亮。怎能不让人羡慕呢？” 　　人多地少的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辖的县级市，如今是中国的著名侨乡，据说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新移民有近90万人，遍布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在70年代，这里是个“穷得只剩胆”的地方。改革开放后，福清人千方百计往外跑，谋求生路。“80年代主要往全国各地跑；到了90年代，就开始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翁其炳说。 2015年9月19日，位于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附近的格拉斯伯格铜金矿，是世界上的第一大金矿和第三大铜矿。该矿区的运营商自由港印度尼西亚公司主要由美国自由港麦克莫伦铜金公司控股。 　　从福清走出的华人，在印尼早已声名鹊起。祖籍福清的印尼华人林文镜与林绍良掌握的“林氏集团”，是苏哈托时代最大的财团。80年代，两人开始在福清投资建酒店、修公路，还将台湾、香港等地的投资者引入福清，将海外先进的理念带入家乡，继而带动起福清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今，随着印尼向中国放开签证政策，从中国任何地方前往印尼不再是难事。但90年代的福清人想要去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却面临着诸多阻碍。据翁其炳回忆，当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变通”进入印尼后，平日都不敢出门，只得抓紧学语言，生怕被认出是中国人。尔后，其中的一些人从给人帮活开始，到开五金店，再到开办工厂，渐渐做大。林绍良早年靠丁香生意起家，后经营面粉厂、水泥厂等生意，并涉足地产和金融业。 　　到翁其炳远走印尼之时，已是印尼民主改革之后的梅加瓦蒂时代。随着排华政策的终止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印尼投资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以前是印尼华侨到我们那里投资，现在轮到我们去印尼投资了。” 　　像翁其炳一样在2000年前后赴印尼的中国人，不再是走投无路时投奔南洋的逃家，而是怀揣资金去南洋创业的新客。不过，他们面临的也是与前辈们不同的难题。 　　亲身体验“雾锁南洋” 　　翁其炳刚到印尼时，印尼经济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期。很多人发现，印尼市场供应不足，市面上的日本产品比中国产品昂贵很多，因而觉得中国产品有着很大的市场。最开始，翁其炳与朋友一起做起了外贸生意。“周围很多朋友开始倒腾电器，我就选择做广告材料。由于这些轻工业产品在印尼根本没有生产基地，因此本地生产成本比想象中贵得多。”而据翁其炳回忆，即便有中国产品在印尼走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质量较差，很多消费者转而继续使用日本产品。 翁其炳（右二）与一位老华人在印尼楠榜省找石灰矿时，与两位当地人合影。 　　不久后，随着印尼经济的逐步恢复，建筑行业开始兴旺起来，建设用钢筋需求量也不断增加。翁其炳听说钢铁能赚钱，便与很多老乡开始投资钢铁。印尼虽有丰富的煤炭，却没有炼钢所用的炼焦煤。于是，很多福清人通过回收废旧钢铁来获得原料，用小型电炉进行冶炼。“当时有人通过中国式废品回收站来回收，有人则委托一些地方小官甚至宗教人士搜集工厂尾料。”一时间，福清人建立起了20多间钢铁厂，参股的达到100多人。 　　“当时的一个致命问题是，看别人做什么赚了钱，大家就都去做，一拥而上。但这里的消费量、市场是有限的。本地生产也遭遇中国进口的冲击，结果很多生意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回忆起那段日子，翁其炳不禁苦笑。 　　2010年后，随着钢铁市场价格的几起几落，在印尼生产钢铁的利润空间逐渐缩小，很多中国商人开始转而投资印尼矿产。但2014年印尼原矿出口禁令的颁布，让很多矿主被套牢，部分投资者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