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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八项规定，如何才能更持久？ 　　近三年来，与八项规定有关的政策，在改变政治生态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公务人员，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随之而来的“如何做到持之以恒”“少数干部为官不为”“个别机关有钱不敢花”、公务员辞职潮等话题，均引发广泛讨论。 　　自2012年12月问世至今，中央八项规定已实施近三年。中央以不变的节奏狠抓“纠四风”，各级纪委打出“监督+问责+通报”组合拳，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近三年来，与八项规定有关的政策，在改变政治生态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公务人员，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随之而来的“如何做到持之以恒”“少数干部为官不为”“个别机关有钱不敢花、项目批下来不敢开工”、公务员辞职潮等话题，均引发广泛讨论。 　　廉政?t望在广泛征集问题基础上，分别采访了多名反腐和党建领域知名专家，回应诸多热点敏感问题，共同为八项规定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支招。 　　上半年公款吃喝因何“反弹”？ 　　廉政?t望：八项规定制定近三年，在治理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违规大操大办、公车私用、收受礼品礼金等方面成效明显。从您自身来讲，感受最深的是哪个方面？ 　　刘益飞：就我个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公款大吃大喝的少了，这已成为纠“四风”的一大成绩。公费旅游也受到极大限制。最不满意的就是公车改革。据我所知，有地方副局级干部仍违规配专车。 　　毛昭辉：违规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出国境旅游等都得到明显限制。公款吃喝与过去有“天壤之别”，公款出国减少，很大原因是较易管控，近几年出台了多项规范性规定，不批就出不去。有基层干部还跟我说，现在迎来送往减少了，上级检查接待也更简单。 　　廉政?t望：新华社报道，2015年上半年，查处的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问题有增无减。为什么三年高压下，一些指标仍有反弹迹象？ 　　毛昭辉：个别数据即使增加或反弹，也应该是正常的，体现出“四风”的顽固性。因为个体在不同节点的选择不一样，西方有个哥森定律，讲的是消费与享乐的关系。人们往往选择对自身影响最小、享乐最大的消费，违纪者也类似。纠“四风”开始时，他们可能会收敛。快三年了，压力和自我约束就可能会降低，老毛病重犯。 　　任建明：这里有几个数据需要搞清楚。包括违反“八项规定”问题总数，查处的总数和通报出来的数量。我个人相信，违反八项规定问题的总数比以往是有明显下降的。公款旅游等问题增加，很可能因为查处的力度在加大。 　　还应在哪些难题上取得突破？ 　　廉政?t望：就目前来看，一些地方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出现了哪些偏差，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毛昭辉：有的地方反“四风”，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作为重点。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山会海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此外，各地落实规定的细则弹性较大，如某地有人公款打了一天牌，仅给予警告处分。浙江某地一单位接待点了一包烟多花了200多块，则被严重警告。标准不统一，就会对官员行为选择带来影响。 　　刘益飞：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矫枉过正，比如一些地方抹掉职工正常福利。此外，一些地方对群众举报仍然不公开。还有个别监督机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它自己就不够“硬”。 　　乔新生：一些地方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且更隐蔽。如借“集体决策”为名搞独断、任人唯亲等腐败未得到遏制。 　　任建明：目前我们的监督，更多是靠领导部署。现在纪检机关干劲足，权威高，但如何保持持久动力，还是难点。 　　廉政?t望：要持久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还需要在哪些难题上取得突破？ 　　刘益飞：我认为，要深入贯彻八项规定，还需领导机关有所改变：如领导调研由“安排式”真正变为“随机式”;出台更具体的限制性规定，确保领导与下属是工作关系，不能搞人身依附等。 　　魏敏生：应加快综合改革步伐。如围绕落实八项规定，经济上改革财经、预算制度，政治上提高干部和公民素养，文化上改进宣传方式，社会上提高管理水平。这些改革与八项规定持久贯彻是相配套的。 　　毛昭辉：“四风”泛滥也暴露出制度存在改进空间。比如官僚主义，就与对上负责的体制、科层制度有关。享乐奢靡，又与现行财政体制、预算监督不到位有关。因此，我们首先应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和某些特权制度;其次，强化政府效能建设，解决为官不为。 　　李景平：两年多来，八项规定已改善了党风政风的方方面面。中央纪委来陕西调研时，我建议将八项规定写入公务员法及有关法规中，与反腐败国家立法相结合。可效仿一些国家，将更细化的规定写入公务员法的附则，比如公务员出差补助按地区分几个等级，各自报销多少。这样就有利于常态化执行。如闯红灯过去以罚款为主，新交规规定闯红灯扣6分，闯两次吊销驾照后，此类情况明显好转。 　　关了“后门”， 如何 　　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 　　廉政?t望：纠“四风”，让部分单位省去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