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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 本文简单地谈一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状，主要涉及学科方向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发现机会，找到落脚点. 第一个现状是出现了三个同潮，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层面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是权力政治回潮，这在美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章称，“过去的坏日子回来了（The bad old days are back）”，亦即以往的权力政治时代又回来了，所以美国需要以权力政治对抗权力政治。冷战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在美国迅速崛起，这也表现了当时美国的一种乐观情绪，但是现在美国确实感到很多事情并不是靠其想象和能力就可以做成。我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中有两位知名现实主义学者，一位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另一位就是斯蒂芬-沃尔特。他们提出两个现实主义标志性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何必把关注重点放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伊斯兰国再可怕，至多杀数百个人，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崛起大国才是美国需要关注的重中之重。所以，美国仍需把战略重点放在崛起大国上面。第二个观点是美国仍要依靠实力主导世界。我作了一个发言，发言结束之后，米尔斯海默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美国）来管理世界呢（Let us run theworld）？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大国是现实主义的根本战略取向。权力政治回潮确实十分明显，去年我梳理了一些美国关于对华关系的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都强调应当对中国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不是制度或理念上的强硬，而是实力上的强硬 第二是国家中心论回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消解，国家中心论有些弱化，至少不像原来那样明显，当时很多声音是强调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国际社会、公民社会等等，但现在国家中心论观点再度出现，认为唯有国家方能真正把握和运用实力，唯有军事实力才有最终发言权。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领土主权问题格外突出，形成的热点难以降温，引发的矛盾难以消解。 因此，“国家”重又占据了国际关系很多战略和理论的核心位置，成为国际关系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 第三是民族主义回潮。就其实质而言，这与国家中心论相关联。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且不仅表现在原来民族主义较为有基础的地方，例如亚洲等，在其他地区，如欧盟一些国家，都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仅是在类似于希腊这样的欧盟边缘国家，也包括在一些欧盟核心国家。国家性民族主义突出，认为国家自身利益至高无上，没有必要去帮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总体而言，这三种回潮势头还是比较强劲的。 造成这几种回潮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迅速崛起，美国高度防范，凸现了大国博弈问题。尤其是中美战略互疑，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猜忌。例如说在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这本来是说想与美国谈合作，但美国则认为这是要同它分权。我接触一些美国人，他们对这些问题疑虑很大，其中包括美国的官学两界，也包括原来对中国较为理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除此之外，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还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的都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实力对抗型博弈，这是出现回潮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治理成效甚微。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本应是一个可供大国合作的巨大平台，但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WTO谈判十分艰难，各国受阻后纷纷转向小多边和双边，创建地区、周边、双边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无不表明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层面上严重受挫。在其他领域，如美国着力最大的反恐领域，也是“越反越恐”，现在出现了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为可怕。我曾在会议上遇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记者，她采访了不少伊斯兰国高层领导人。这些人就是要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挑战当前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们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某几个政权。这个记者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西方需不需要反思？还有，这些恐怖组织以前主要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已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高危因素。第三个原因是国际合作出现新的阻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质疑。冷战结束伊始，新自由主义在战略政策领域强劲崛起，与现实主义形成针锋相对的理论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多边国际制度促成国际合作，认为战后由美国建立的一套制度能够有效维持国际秩序，可以容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当时桑顿（Thornton）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其观点即为美国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中国完全可以被纳入其中。当时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