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长征胜利的四个关键.docVIP

夺取长征胜利的四个关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重心已经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历史背景下、是在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出现空前危机之际、是在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标志着长征的胜利。那么，在两年的光阴里，是什么使红军将士能够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冲破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堵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是什么使各路红军能够在鸟尽人踪灭的恶劣自然环境中，克服饥饿、寒冷、伤病等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困难，闯出一条生路？又是什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颓势走向兴盛，并点燃起中华民族复兴和解放的熊熊火焰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的英明统率，是全体红军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由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所凝结起来的亲密团结。长征期间充溢于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全党上下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乃至后来为抵御外侮在全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形成的同仇敌忾，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 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开始时，中国革命处于最低谷，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围剿”，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在苏区损失了90%。残酷的现实迫使全党、全军上下苦苦思索新的出路。于是，有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引下运用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原则的结果，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的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红军长征由被动到主动、中国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其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凯丰和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准则，进行耐心地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团结。这样，在党的历史上为害最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得到纠正。 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得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真理在握，但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而是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也对张国焘做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行径的俄界会议上，还耐心地劝说一些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红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地区大会师。这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