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下）.docVIP

寻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下）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需要给出一个答案。 　　中国文化自周朝全面脱离原始宗教信仰而进入理性思维时期。田学斌说，“周人的精神就是现实的礼教，也就是后来的整个中国民族的精神。它有宗教而不为宗教所羁，把着眼点放在客观的现实。而中国的现实就是宗法家长制的农业社会。因此，周人的现实理性的全部精力也注入在了制定一整套与这种社会相符合的宗法礼制上。” 　　中国文化是以承认人的绝对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对自然宇宙是变化流行化育境界的了解，培育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和谐的天人自然精神，是善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主张人自身是一目的而非手段。“人们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每个人的隐私，应当互相包容相处而不能强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相同”。从此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宽容博大的精神。 　　承认人的绝对价值，很自然地整个社会的伦理以“己身”为出发点来构筑社会关系。这又形成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宗法伦理，强调“亲亲尊尊”的宗法信条。有文化学者（易中天）讲过，汉民族的文明特点是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几千年来，尽管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传入，但从来没有中华文明这一特点。这与中华文明现世精神密切相关，同时中华文明那种对祖先崇拜具有强烈的替代作用。田学斌说，“中国人或许对神、对宗教不那么热心和虔诚，但对祖先却是怀着十分现实而深厚的感情，混杂着自觉的敬仰与本能的折服和归依感”。所以这也部分导致儒家文化被称为“儒教”。 　　“圆而神的智慧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这种智慧不只是一种辩证法的智慧，而略近于我们所说的“直觉”。“它的一个集大成的体现就是中国的中医学说，它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神秘的一个方面。”这也体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东方人的思维是笼统的，重领悟；西方人的是分析的，重思辨。 　　中华民族属水。农耕文明的孕育离不开水，万物生长不能没有水的灌溉。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拜水，研究琢磨水。还提出了“上善若水”。中华文明是水性的。由此导致中国民性善容，“因此就个人而言，无精神之爆炸；自民族而言，则尚和平而不重战争”。 　　重视感恩。感恩精神是维系中国人伦道德的一根主要纽带。中国人感恩精神的最高表现就是气节。但可惜在今天的社会，这种知恩图报的感恩精神渐次淡然了，“人们不但不常思感恩报恩之心，反而斤斤计较于自己对别人恩泽深重，付出太多，时时期盼着别人的报答。如果不能如愿，则父子为仇，师友反目，同室相残。”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堕落的一个例证，是一种令人可悲的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重友道，轻朋党。志同道合者相交，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因为此，中国没有出现“各种独立存在的社会文化团体来充实社会组织，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 　　人格修养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作为“人之所以能成为人”、人达到至善境界的重要途径。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扩充存养的过程。个人的道德修养状况直接关系到政治教化的优劣。所以儒家重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在教化中所起的榜样作用，重视道德高尚者在道德政治中所起关系作用的观点，“逐渐演变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浓郁的贤人治国特色”。 　　人格修养的最高标准就是实现“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从普通百姓到圣人都可以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标准”。一般人之所以难以达到“中庸之道”，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庸之道尺度不易把握，非大智大仁不足以行之；其二，中庸之道贵在持之以恒，非勇毅刚强者不足以行之”。 　　重视家庭伦理建设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孝道的提倡，体现了对家庭伦理建设的重视，具有现代社会意义。重点将理性注入传统的“孝道”，应该为“子孝”恢复其相对性――即对“父慈”的重新提出，以做到孝、慈并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互爱。现代社会的父母，应该更为开明，努力去理解子女的要求、志愿、情感，即使不能理解，也应该给予恰当的宽容。 同时，鉴于现实情况，让义务的天平稍稍偏向儿女一方，即应该更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强调现代社会中日益淡薄的孝的观念。 　　到国家治理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礼治”、“德治”，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但是传统道德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并不只是体现为约束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规范、修养、陶冶等各个方面，既包含严肃庄重，又不乏生动活泼；既重礼“教”，更注重“化”。 　　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这是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艺美学观的一个显著标志。田学斌说，“礼”与“乐”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双璧。 　　可以说，通过《文化的力量》中的95篇文章，田学斌全面立体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精髓，重新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指出了一条我们找到精神家园的道路。 　　这是我读《文化的力量》后思考的第二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