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饥饿”的记忆.docVIP

寻找“饥饿”的记忆 　　草场地艺术区105号。 　　没有多余的开场白，吴文光径直走到工作室中排成一溜儿的招贴板前。这位“50后”的知名纪录片独立制作人、戏剧舞蹈剧场制作人，指着招贴板上贴满的出生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老人的头像，告诉记者，就在这些老人各自的老屋中，他们对吴文光和与他一起进行“饥饿计划”的年轻人们倾诉了饥饿的过去。 　　这溜招贴板背后，是一个黑色调打底的剧场空间，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1日，这里上演了以15个“85后”为主力的剧场表演。历时7个小时的摸爬滚打，他们用年轻的身体，重述了那些乡村老人的饥饿经历和他们自己在寻找饥饿记忆后的思索。 《回忆饥饿》的剧场照。 　　饥饿，1959年至1961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三年饥饿，这段渐渐被模糊的历史，被吴文光，带着一帮年轻的“85后”们，用影像和剧场的双重形式展现着。老人们对饥饿的回忆和年轻人对饥饿的思索，在这个“饥饿计划”中反复交织着、纠缠着。 　　吴文光像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当人们忽视那段饥饿历史时，他想把那段历史细细地咂摸下来，更想让那段历史在年轻人心中形成烙印。饥饿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过去的岁月并不是仅仅用来被遗忘的。 　　寻找公共记忆 　　吴文光的“饥饿计划”，是一场对三年饥饿时期的普通人的记忆寻找。灵感源于两年前他对文革的回忆的剧场项目，当时他曾排练了一个8小时的剧场表演，展现了他和他那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个人成长经历。 　　吴文光在乎私人历史和私人记忆，顺着那个有关文革的剧场作品，他的视角转移到“三年饥饿”的年代。 　　为了做这个“饥饿计划”，吴文光曾经找到过两册历史教科书，一本是2002年版，一本是2004年版，“2002年还在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是在还苏联的债，但是到2004年这一版这些词都没有了，说这是因为经济过左导致的一个困难，开始稍微面对这个历史。”吴文光说。可能在教科书中看到的三年饥饿也就仅限于此，再也没有更具象的表达。 　　哪里能有更具象的表达？ 　　吴文光想到的是，到农村去，去采访经历过饥饿时期的老人，让普通老人讲述饥饿的回忆，“如果有更多的人去采访，去做，变成一种集体寻找，这个记忆会更有效果。” 　　2008年下半年的一场饭局，吴文光把他的“饥饿计划”的灵感说给身边的“85后”年轻人听，其中一个年轻人立刻拎起了自己的相机，跑到老家农村，挨家挨户寻访经历过饥饿时期的老人。 　　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卷入到这个项目中，有吴文光工作室的年轻助手们，也有他所兼职任教的艺术高校的学生，这些从未品尝过饥饿滋味的年轻人开始尝试着让自己跟过去的饥饿发生关联。 　　这帮“85后”们，带着自己的小DV扎到各自老家做起了对饥饿的“口述历史”。农村老家，那个他们走出来后就不想返回的地方，或者哪怕回去都会让他们索然无味的地方，这一次，成了他们的观察对象和影像资源。 　　那些老人的记忆在他们的镜头前复苏了。要知道，没有人关心过他们的饥饿，更没有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耐心地讲述饥饿，“他们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活在那个地方，跟家里面忍不住唠叨两句，家里人就会嫌弃他们又来唠叨这些事，就这样，他们大多对那段记忆保持了沉默。”这是吴文光印象中那些老人的境遇。 吴文光 　　沉默久了，他们反而不敢开口，或者不知该如何讲述;经历得多了，他们也对讲述饥饿这回事，心怀不安。 　　1986年出生在湖南的罗兵，在一位同乡老人的引荐下，找到其他老人。引荐者非常小心地游说其他老人说，“国家允许了，可以说，现在说了没事了。” 　　老人们开口了，可罗兵觉得，有些老人的讲述还是像挤牙膏，问一句，蹦出几个字，再问一句，再蹦出几个字，这让罗兵觉得这样的对话有点无法继续。把一村子的老人采访完毕后，他甚至觉得老人们的记忆有些雷同，“他们的记忆模糊得一塌糊涂，采访大概十个左右的老人后，我就非常纳闷，说的都太雷同了，都是挨饿，都是吃草根，都是吃树皮，你再问他细一点的东西，他们就不再继续了，或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了。” 　　回忆历史成了打捞历史，这让罗兵有点无奈。 　　1985年出生在山东农村的女孩邹雪萍遭遇的情绪则是震惊。她曾经看过讲述饥饿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书中描绘的那种让人胆战心惊的残酷历史，她始终不肯相信。 　　“说的是真实的吗？”抱着这样的疑问，邹雪萍开始了自己的走访。“一个爷爷跟我说，当时村里面一天死两个到三个人，死了人，整村的人抬不动一个死人。一个奶奶说，她儿子11岁饿死，饿死的时候就躺在那个床上，说临死的时候看到床边上有饭，问娘说你怎么不把那个饭给我吃。” 　　随着对16个老人的采访，邹雪萍有了一种心理的变化，“我从一开始的惊讶慢慢变得特别沉重。”她把自己的采访素材剪辑起来，做成了一部70来分钟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