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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决策问题的对策与思考 摘 要：我国的政治决策独具中国特色，即我国实行执政党创议的决策模式。这一政治决策模式确实节约时间和信息成本且具备稳定性和持续性的优点。然而，这一政治决策模式显然会在公众的参与程度、科学性、决策程序上存在不足，应引发思考和关注。 关键词：政治决策；公民参与；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1-0140-01 作者简介：冯延云（1991-），男，河北沽源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读研究生；郑院林（1987-），男，河北沽源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读研究生。 一、含义的界定 决策这个词出自《韩非子?孤愤》：“智者决策於愚人，贤士程行於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悖论矣。”是决定计策或想办法的意思。美国的政治学界泰斗戴维伊斯顿将政治概括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就像阿尔蒙德同样认为决策是把有效的政治要求转化为权威性决策阶段，可见，政治决策就是采取一定的办法确定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实现。 具体到我国，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的政治决策独具中国的特色，即我国实行执政党创议的决策模式。我国政治决策的鲜明特征在于拥有两个决策系统――执政党决策系统和国家政权机关决策系统。这两个决策系统并非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即党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制定方针政策，国家机关再将党的政策提议上升到国家意志，使其合法化。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这一政治决策模式确实节约时间和信息成本且具备稳定性和持续性的优点。然而，这一政治决策模式显然会在公众的参与程度、知识化、信息化上存在不足。 二、政治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决策参与主体单一 公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参与较少程度较低，不能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来自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平民不问政治。其次，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经济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我国现代经济起步晚积淀浅是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不充分的直接原因。再次，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缺乏规范的渠道，相应制度不够完善，与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未完全接洽，使得制度无法弥补人性。 （二）政治决策程序不合理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对各类事务管得过多，“政治行政化”现象严重，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均设有党的组织，并承担相当程度的领导权力。但对上一级党组织来说，下一级党组织就变成了执行部门，行政化严重，决策具有行政性。此外，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其优点更多的在于效率而非公平，行政首长有权在民主的前提下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样就容易导致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个人专断，使得政策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再者，受“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存在规范虚置的情况①。 （三）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有待于提高 我国政府层级结构中职级划分较多，信息的传递方向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信息在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容易失真。民怕官的封建现象严重，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人民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在反映信息过程中有所保留，使得信息收集不全且不具体。下级官员在对上级官员汇报工作时，出于逃避责任，报喜不报忧。 三、对策的思考 （一）扩大公民的参与 政治决策的过程是民间与官方互动的过程，只有使公民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才能确保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首先，应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即使公民从政治决策的起点到终点都要保障公民参与。要求考虑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针对不同的参与主体提供不同的参与形式，如流动人口应减少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群体应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综合参与等。基层来讲，探索社区管理服务方式的新途径，可考虑建立社区村民轮流服务的机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让居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二）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 政治决策的科学化首先有赖于决策的民主化，保证政策的制定者处在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的范围内。其次，“从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出发，制定政策的实际范围远远不止于政府”②，应充分吸纳专家学者的研究力量，重大的决议应向专家征求意见；再次，提高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完善信息处理机制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如专门的电子信箱、“意见墙”等形式，构建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实现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与沟通。 （三）推进政治决策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法制是政治决策的基石，应依法对决策主体的权力进行监督，依照法律规定明确界定“重大问题”的范围，确保各决策主体各司其职。加快政治决策体制机制改革，理顺党内决策系统各决策主体的关系，对国家机构决策系统的职责进行科学的定位。另外，支持民间学术机构的发展，学术机构和组织汇聚了来自各界的知识精英，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可以充当“智囊团”的角色。这就使得普通公民虽未掌握政治权利但可以通过知识和学术的渠道参与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