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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唐小兵 2014年04月16日 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使双方在立场上可以通过说理来求同，但如何通达这同样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每个人寻求的思想资源和价值依托却是可以更为多元的。 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蛮不讲理”，或者“无理取闹”，对“说理”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以践踏话语伦理为常态，以“话语暴力”为光荣，以“胡搅蛮缠”为策略。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说理最后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异的共识，而是撕裂了这个社会共同的底线。比如最近关于东莞扫黄的媒体和网络评论中便表现出这种倾向，而在涉及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网络争论中，则尤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各执一端为真理的霸道。 从晚清报刊文化说起 要理解近代中国的说理文化及其变异，便无法绕开晚清以来的报刊舆论文化。 到了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报刊进入中国，中国读书人也开始创办报刊，比如《时务报》、《清议报》、《民报》、《大公报》等。这些报刊在起源上就不同于近代西方以传播新闻事实为主要功能的报刊。中国的主流报刊都是要“说理”的报刊，所以“政论”、“主笔”、“笔政”、“文人论政”等都显得特别重要。科举废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