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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II 第三篇 明王朝的教训与中国功能分化之路 Liu TaoFebruary 29, 2008 中国崛起策 I 韦伯疑问、李约瑟难题和功能分化之谜？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马科斯·韦伯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于非西方的文明？”以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经典话题，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寻求答案（韦伯2007，1998）。韦伯以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写下了一系列关于非西方国家宗教的社会学典籍，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2004），韦伯尝试从宗教和中国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他关于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的庞大经典著作中，韦伯始终在比较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政治和经济与古代文明的差别，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全景式地探讨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滞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韦伯1998）。 无独有偶，1930年代，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美丽的剑桥大学邂逅了三名聪慧、文雅而又有教养的中国留学生后，突然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了解到许多在西方世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科学发明原来是来自古老的东方。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是感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越认识到中国对整体人类科技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在那个西方世界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年代，李约瑟于1944年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那么多古代的科技发明产生于中国，但最后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或是印度）？”李约瑟的疑问吸引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李约瑟1990），并吸引了许多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甚至是宗教学家探讨交流近现代科技文明与中国无缘的根本原因。最后的研究成果凝结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七大卷、共三十五分册的煌煌巨著中（试比较国内学者的研究朱荣贤2003，蔡宝刚2003，张兴国2003）。 无论是韦伯疑问，还是李约瑟难题，都从多个不同的学术角度为我们展开了全景式的认识模式：为什么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产业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在对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中，我们也发现了对这两个问题接近的解释模式，从地理环境论、气候论，到人口论，再到土地和人口的比率论；从科举制度约束论，到官僚帝国的政治制度论，再到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论；从宗教文化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峙论，到农业经济立国论，再到法律契约缺乏论，我们都发现了综合的、详细的、全面的对中国落后的探索。 今天，在前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基础上，在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韦伯疑问和李约瑟难题与另外一位时代思想巨人——卢曼的系统理论充分结合起来，进而提出具有新时代精神的重大课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社会？这个难题包含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形塑的、以现代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接近于韦伯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权力缩限的、积极谋取自身内部复杂性的现代政治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功能分化的、独立形塑的、自我参照的现代法律体系？为什么在重视教育的、最早实现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中国最终却没有形成独立形塑的、高度功能分化的、功能自治的、以现代大众教育体系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系统？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独立形塑的、功能分化的、以自身标准为自我参照的现代科学系统（接近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功能分化的、不受其它系统编码干扰的现代艺术系统？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独立的、按照自身逻辑进行编码的现代宗教系统？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执着于在韦伯疑问、李约瑟难题之后再提出一个卢曼问题，但是对功能分化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研究将超出前人的视野范围。根据卢曼的系统理论，我们可以更加立体地、全方位地探讨中国落后之谜。考虑到古代中国在阶层分化社会的“先进性”和长期处在人类文明前列的特点，我们特别需要阐明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能从过去的发展中探索出中国落后的根本症结，就不能很好地探索今天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一些根本谜思、难点和体制攻坚阶段的根本问题，就很难真正对未来中国的体制现代化设计出重要的改革方案和战略性规划。通过卢曼的系统理论（卢曼1998，2000），我们的研究视野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开阔：巨人韦伯、李约瑟（包括马克思本人对东方亚细亚灌溉体系下的专制制度）的探讨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我们民族认识自身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内省和反思，但是从卢曼的系统理论视角下来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分别只谈到某个特定系统的问题，比如韦伯疑问涉及的主要是经济系统，李约瑟难题涉及的主要是科学系统，而卡尔·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系统，但是通过功能分化理论新视角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