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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策II 第二篇 中国 vs. 西欧，功能分化起源探索 本文隶属中国崛起策II 功能分化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I 阶层分化社会下的中国与西欧 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的观点，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区隔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人类社会以家族和部落分化为基础分化形式的阶段是区隔分化社会，以阶层和阶级为基本分化形式的阶段是阶层分化社会，而现代人类社会基础分化的形式是以各个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的功能分化为基础的，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功能分化社会。从阶层分化社会到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演变进程是本篇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十四世纪左右，中国进入了明帝国时期，古印度则处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时期；在小亚细亚，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全盛时期已经结束；在中东，曾经从中国败退的突厥帝国（土耳其）的势力开始扩展到地中海延岸的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大陆的南部，并且对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产生了巨大威胁；西欧则处在封建采邑时代，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分封、保护和义务关系；同一时期，在美洲，玛雅文明已经逐渐衰落，秘鲁的印加文明和北美的阿兹特克文明开始走向全盛；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以西非贝宁为中心的伊费王国进入封建王国鼎盛时期，而非洲大陆上绝大部分其它地区和澳洲则处在人类早期的区隔分化的童年阶段。 如果我们将历史的眼光拉回十四世纪，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类已经进入高级的阶层分化时代的文明，它们分别是中国的明帝国、日本的封建幕府、印度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欧的封建制国家和美洲的印加文明。假设当时已经具有国际比较和国际研究的可能，如果按照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条件来衡量的话，十四世纪的国际研究者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或是阿拉伯帝国应该最具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潜力，中国、阿拉伯帝国也应该是最先抵临功能分化社会的地区，不仅是因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相较于欧洲中世纪较为开放的经验（唐朝时期的中国很类似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兼容并蓄、文化开放、充满移民气息的移民大国；而大食帝国的巴格达图书馆和开罗图书馆曾经是世界文化学术交流中心，地位直比今天的哈佛和剑桥），而且中国和阿拉伯曾经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和贸易水平。而一个生活在十四世纪却拥有现代技术研究手段的科学工作者恐怕绝对不会预测西欧是人类新社会和人类更高社会阶段的产生地。无论是过去的一些学术研究，还是当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开始承认至少在十四世纪之前，西欧，作为人类社会一个区域，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禀赋，无论是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产出、生产力水平、人均生活水平、科技水平而言，欧洲都没有表现出超过其它阶层分化社会的明显优势。相反，西欧却处于相对的劣势：从宗教层面而言，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宗教对社会生活的桎梏依然还残留在社会各个层面；从社会经济制度而言，欧洲实施的还是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领主分封土地给封臣，封臣经营着庄园经济，并向封建领主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从政治角度而言，西欧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还有万里之遥，也远远谈不上法治宪政。总之，从各个角度而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承认，至少在十四世纪，西欧是地球上比较落后的阶层分化社会，远远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欧没有表现出任何现代化的气质可以走在时代前列，一位生活在十四世纪的当代科学家绝对不会预测西欧有潜力引领人类文明。（对比西方学者丰富的关于西欧和中国的对比研究，华伦斯坦1986，弗兰克 2000，麦迪森 1996）。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们常常指称秦汉之后到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封建社会”，而指称春秋鲁国实施初税亩之前的历史时期为奴隶社会，这是当时历史学为了符合政治的目的，用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历史阶段硬性划分出来的中国历史演变阶段，不仅被受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广为置疑，而且在中国历史学界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在历史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辖制之后，历史科学逐渐还原到了本来的面目，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新派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秦灭六国之前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划分为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时期”。在这个时期周天子是领主，是领有天下的王室，而各个诸侯国则是封臣，中国境内拥有数百个甚至是更多的分封的诸侯国，各诸侯必须向天子尽一定的朝贡义务。但是在诸侯国境内，诸侯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可以铸币、征税、拥军、建筑工程等，诸侯国国君可以继续分封贵族。春秋末期，许多大的诸侯国国君的权力逐渐被国内贵族架空，进而产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典故（指魏家、韩家和赵家联合谋害了智家，进而瓜分了晋国的国土形成三大新诸侯国）。及至战国时代，各大战国纷纷变法图强，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魏国进行了李悝变法，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而春秋时期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