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教子弟抄谁的奏疏.docVIP

曾国藩教子弟抄谁的奏疏 　　个人品行的堕落，为官道德的滑坡，很多时候，问题其实出在难以察觉的风气浸染与人性陋习上，日积月累，终成大祸；清代名臣孙嘉淦的一封奏疏，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 　　同治四年（1865）一月，攻克南京之后的曾国藩抽空编选了一本书，取名《鸣原堂论文》。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它由17篇汉唐以来名臣的奏疏组成。这不是一本打算赚稿费的书，用意是编来教育子弟的。 　　在书中，曾国藩对一篇奏疏有很高的评价：“我当年在京城时，听到很多朋友说‘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我认为它的文气不甚高古，因此，没有觉得怎么样。最近我细细品读，发现疏中所说的‘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都‘蹈此弊而不自觉’。特别是其中所说‘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 　　他告诉弟弟们：我和沅弟（即曾国荃）忝窃高位，平时听到的多是阿谀奉承的话，所说“三大习”，自我反省实在难免。沅弟下属较少，此习还不深，但也不可不预为之防。我们兄弟各抄录一遍置于座右，也就是《诗经?小宛》所说的诗人远征之道啊。 　　这是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话。那么，他们所谈论的是一篇什么奏折，需要抄录作为座右铭呢？ 　　这篇奏折叫《三习一弊疏》，作者是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及第，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吏部尚书。史家评价他“功业赫奕，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孙氏在雍正年间便敢直谏严酷的雍正，差一点丢了性命。乾隆即位后，他向新皇帝上了这道奏折。这道奏折延续了孙氏以往的风格，直接告诫皇帝要重视思想和作风建设，治人先治己。 　　他将领导者常犯的毛病归结为“三习”： 　　一是“耳习”，听惯了好话，不说好话者就被当作拂逆，因此，开始时拒绝匡正拂意者，继而拒绝说话木讷者，久而久之，那些歌功颂德不精巧的人亦在疏远之列。这就叫耳朵的习染，“喜谀而恶直”。 　　二是“目习”，看惯了媚态，不眉顺目从者就被当作抵触。因此，开始时排斥傲慢粗野之辈，继而疏远那些使人畏惧之辈，久而久之，那些谄媚逢迎得不好的也被当作忤逆。这就叫眼睛的习染，“喜柔而恶刚”。 　　三是“心习”，平时一切要求，底下人都能照办，一切心意都能如愿，久而久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从别人那里听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检视自己，似乎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于是，“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自我感觉太好，以为事事都在掌握。这就叫心理的习染，“喜从而恶违”。 　　因此，三习既成，乃生一弊，这一弊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身边一旦被小人包围，政事就会日非一日。 　　应当说，这“三习一弊”概括得非常精准。曾国藩刚开始做官时，位低权轻，感觉不到这“三习”；等到他位居总督，又功高勋重，便真正领教了“三习”。 　　平时我们讲，为什么一个人做了官，就会大变样呢？并非他想变，而是受困于这“三习”，不自觉地产生了“弊”。 　　孙嘉淦可谓清醒者，尽管他一路青云直上，而且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稳定，但他依然有忧患意识，洞察幽微，对于人性看得很透彻。他进而分析，造成“三习”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自是”。 　　如何去掉“三习”，根除“一弊”呢？办法就是要“不敢自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明辨忠奸是非，修养德性，改变思想作风。 　　可以说，孙嘉淦太有预见性了，后来乾隆以“十全老人”自居，不都落到了孙氏这篇奏折里所说的“三习一弊”中了？ 　　位高权重的曾国藩读到这篇奏折，应该是吃了一惊，原以为“三习一弊”是针对皇帝而言，读后方知“三习一弊”普遍通用。虽然他长期以来注意自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概”：斗斛满，则人会刮平它；人自满呢？天会来削平他，与其等天来概之，不如自己削掉自己多的部分。因此他不求圆满而求阙，不求高官而求退。但他还是对孙氏的“三习一弊”说予以了高度重视。打下南京后，原本他只裁撤了部分湘军，到1865年，决定加大裁撤的力度和进度。这就是“自概”，比自律二字力度更强。 　　他既担心自己不慎流于“三习”产生“一弊”，更担心自己的弟弟们，特别是以狠字著称的九弟曾国荃，立下打下南京第一功，骄傲自满情绪流于言表，如不加约束，后果实难预料。这就是他特意提出要弟弟们抄录《三习一弊疏》的关键原因，要把它作为镜子。他反复告诫弟弟们，“目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眼睛能看到千里之外，而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他借身边的例子来说服弟弟们，说自己深感“音容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平时一个眼神，说话声音、动作表情很容易给别人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自己感觉不到，因此，一定要懂得“自以为非”的道理，要从四个方面来严加注意：一是面色，二是言语，三是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