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馆内，历史不再顾影自怜？.docVIP

杂书馆内，历史不再顾影自怜？ 　　走进杂书馆，你会发现，这里的招牌不是馆长高晓松，而是从故纸堆里“捡”出了80余万册古旧书籍、民间文献，通过它们，你似乎可以看到另一个血肉丰满的历史 　　“一种俗人，他并不晓得才情，只拣相貌好的。男女的相貌，只要端庄厚重，哪管他好看不好看。倘是生得标致，大半是薄命的人，万万靠下（应为“不”字）住的。” 　　这是刊登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出版的《北京女报》上的一段话，作者“录闲闲者”，文章名为《论中国男女结亲的坏处》。 　　2016年3月末的一天，我来到由高晓松担任馆长的民间公益图书馆“?s????o”（后文简称“杂书馆”），用手机扫一下书馆里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进入借阅页面后，在对读者开放的约20万册晚清民国期刊和图书里，我挑了这份《北京女报》，填好纸质借书单交给工作人员，五分钟后，它便被递到了我手中。 　　三张泛黄的报纸套在透明塑料纸里，这张民国报纸的缝隙里填满了“吸鸦片的坏处”、“慕贞女学堂”的招生广告，竖排铅印，纸面上有大小不等的黄斑，一翻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咔哧轻响。我的对面是一张竖起的深红色油墨印刷《北洋画报》，头版梳蓬蓬头的影星胡蝶攀在一棵树上。旁边一本黄红两色条纹的旧杂志?O?@作响，封面赫然黑色三字：新青年。 “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在2015年11月27日正式开馆之前，第一任馆长高晓松便已为杂书馆吆喝多时，透露其中“收藏了最多的民间宝卷、鼓书、杂字、民国教材等等杂书杂志”，并请好友张大春题写了馆名。 　　以1949年建国为分界线，杂书馆分为国学馆和新书馆两个馆区。新书馆更接近通常意义的图书馆，建国后出版的20万册各类图书被分类罗致在一个个胡桃色的木质书架上，读者可以自由取阅。个别书架的高度接近天花板，有顶天立地之势，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放在高层的书籍，书馆前台还特别准备了望远镜。 　　比起新书馆，藏有“八十多万册明清民国书刊文献档案”的国学馆更像是个仓库，空气里弥散着古旧书籍散发出的陈年灰尘霉变的味道。 　　国学馆内共有七个分馆，包括晚清民国期刊馆、民国图书文献馆、西文汉学馆、特藏新书馆、线状古籍馆、民族民俗古籍馆，以及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 　　这里是杂书馆真正的招牌――5万多册17世纪以来的外语读物挤挤挨挨堆在铁质书架上，多为晚清民国游历中国的洋人笔下的民俗，还有明末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书刊。10万多册唐宋到明清的线装书藏在用玻璃柜门防尘的木质书柜里，这是杂书馆最为昂贵的一批珍藏，甚至还有3000种出版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线装本教材。10万多册晚清民国期刊分类极细，其中创刊号有九千多种，近四千余种期刊或其中若干期未见公开著录，收藏量占当时出版种类的一半左右。还有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戏曲唱本10万多册，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钟书等名家手札20多万件。 　　西文汉学馆位于一楼，十几排七层高的铁皮书架上层层码放着书脊厚重、皮质的布面的精装外文读物。我抽出一本，皮质封面上画着一座宝塔，顶上一只蝙蝠，用颇具时代感的花体印着英文书名《宝塔下的阴影》。这本书出版于19世纪末，一位年轻美国女子在晚清中国旅居十几年，十分不理解木结构的东方建筑、妇女裹足以及男子留辫，于是写下这本表达诸多不解的游记。书页是厚重的道林纸，插画十分精美，连清朝男子小辫上的发丝都能数清。 　　目前，杂书馆每天只接待100名读者，前50名才能进入国学馆借阅，没有获得借阅资格的后50名读者也可以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国学馆参观――一排排书架上，放着用塑料纸保护的泛黄书刊。在逼仄的书架间穿行，只要接近墙体和窗户，刺耳的防盗警报器便会铃声大作。书架上，时不时会跳出一些熟悉的名字：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杂志《新青年》，刊登过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报纸《语丝》，在日本出版、由孙中山撰写发刊词的《民报》第一期，还有民国的妇女读物《一个妇女的翻身史》。 　　“洋洋数十万民间之宝卷、杂志、鼓书、杂字、书信、教材；浩浩数百年华夏之信仰、民生、娱乐、改良、革命、沉沦。”在为杂书馆写的序言里，高晓松如此形容书馆藏书，并希望借此“于官修机器人正史之外，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收破烂大军抢救出的图书馆 　　如此大量的古旧书籍、民间文献从何而来？高晓松在不同的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都提到：“得益于几位民间大藏家的捐赠。”在国学馆二层尽头的副馆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担任杂书馆副馆长的赵先生，他便是高晓松口中的大藏家之一。 　　还算宽敞的办公室地上堆着几箱正在拆封的旧书，沙发旁、茶几上堆着一叠叠刚收到的民国算术教材、戏曲唱本，还有清末的《戒毒手册》。 　　“我们这些书，都是散落在民间的，本来是要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的。”赵先生拿起一本封面已经残缺不全的木鱼书唱本，掸掸上面的灰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