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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邓小平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化探索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对中共的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新形势新任务，党群干群关系的新变化，要求中共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邓小平从执政党自身地位、党群干群关系新特点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出发，围绕标准科学化、原则科学化和方法科学化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干部选拔任用科学化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科学理解“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等，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干部选拔任用科学化 　　干部选拔任用科学化问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是保证政令畅通、提高效能的关键所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化是指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原则、制度等方面符合一定历史条件下干部队伍建设的客观规律，其构成要素是标准的正确性、原则的民主性、制度的完善性。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1]这一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因此，通过回顾邓小平干部选拔任用科学化思想，为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积极推进中国人事制度科学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探索干部选拔任用科学化的缘由 　　1.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对干部选任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转变。对于这一转变，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2]p214这种转变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环境、任务等等的变化，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在思想、组织等方面进行调整，科学确定干部选任标准，转变选拔方式，真正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2]p251。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2]p251。1961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2]p291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党内滋生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等错误倾向，以“任命制为主，选举制甚少”的干部选任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因此，邓小平提出转变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坚持“选举为主，任命为辅”，切实将群众公认、真才实学的人才选拔到党的干部队伍中，为国家、党和人民办实事。 　　2.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群干群关系出现的新特点对干部选拔任用提出了新挑战。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党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群众。因此，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政党夺取政权和执政的核心问题，也是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群干群关系出现了新问题：一是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形式主义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二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不强，影响到党的执政成效。三是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走向腐败，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3]。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邓小平站在群众与党的事业密切相连的高度，尖锐地指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2]p157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不断推进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化进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和核心要求。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4]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立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推进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