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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警察权存在的问题及其规制 　　刑事诉讼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向前推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既定顺序进行的彼此关联的一系列诉讼行为，可以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刑事诉讼阶段。刑事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其能否合法有效地实现阶段目标，直接关系到起诉、审判程序的进行，以及最终能否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实现司法公正。 　　一、警察权的性质 　　在刑事侦查程序中，警察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维持社会秩序与公民安全的必要工具，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侦查阶段对其后诉讼程序的影响。人们一方面需要及时有效的警察权保障自身安全与社会和谐，与此同时又害怕警察权过于强大反过来侵犯社会和公民的权益。如此矛盾的心理不难反映出当今的社会现实：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化为乌有。由此可见，警察权对公民权的保障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难以避免侵害公民权的情形发生。因此，对警察权边界的厘定无疑成为重大且富有意义的课题。 　　在讨论刑事侦查中警察权的滥用与制约问题前，有必要对其权力性质进行分析。历来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侦查中的警察权力具有国家司法权的性质。其理由是，司法的意义即为狭义的法的适用，而狭义的法的适用的过程就是诉讼过程。侦查活动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其目的是为最终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司法活动提供基础。因而，侦查活动是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职能具有司法的性质。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刑事侦查中的警察权力是行政权。从侦查机关（主要是警察）的一体化组织形式以及行为方式上看，它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在侦查行为的效果上首先注重的是合目的性，而并非合法性，因此不具有司法权的特征。 　　我认为，如何判断刑事侦查中警察权的性质，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概念、属性。司法权是“法院享有的，对纠纷当事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权力”。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法官“在审理案件之前，也一定对该项法律进行了一定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法官依靠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就案件当事人提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在是非、曲直、正误、真假方面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的辨别、选择与断定”。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如下特性：第一，终结性。司法活动作为国家解决社会纠纷，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程序一旦启动就必须得出终局的结论。第二，中立性。由于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裁判者只有保持中立性和超然性，对控辩双方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才能保持司法程序的公正性。第三，独立性。奥地利法学家凯尔逊说过：“当司法官执行属于其权限的法律之时，个别规范的命令之约束是不存在的，此所谓个别规范的命令系由其他机关发出，特别是由非审判机关发出的。”如果司法权违背其独立性而受到来自其他权力机关的干扰，司法的权威性将不复存在。第四，消极被动性。司法权只有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才能公平、公正地对冲突做出裁决。 　　由于在刑事侦查中，警察对被追诉者的人身、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时，其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由自身加以判断，应当受到中立机构的审查，因此警察的权力不具有司法权的终局性特征。在侦查活动中，警察更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作为中心任务，通过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对于嫌疑人的积极追诉势必符合其利益要求与价值取向，实质上警察已经沦为政府的专政工具，并非中立于政府与当事人之间，因此也不具备司法权的中立性特征。在警察机关的组织结构中，无论警察个体还是警察组织，都必须服从、接受来自上级的领导与命令，上下级之间是一种隶属的关系，自然不具有司法权的独立性特征。在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运作方式是积极主动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寻求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诉以及对证据的保全，完全不具有司法权消极、被动的属性。分析至此，不难得出结论：刑事侦查中的警察权不具有司法权性质。 　　与司法权不同，行政权以管理为内容，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权，它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推行法律所设定的价值理想。行政权具有四个显著特征：第一，主动性。行政权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总是主动干预和管理社会生活。第二，效率性。行政权的实施以追求效率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它总是肩负着特定的任务，在社会矛盾面前具有倾向性，注重权利结果的有效性，在发展变化的情况中具有应变灵活性。第三，支配性。“行政权视为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其着眼点在于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第四，效力先定性。“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是否合法，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以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