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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内地投资困境报告 　　“奥巴马总统：我是美国公民M。我在中国T市，落入××公司设置的招商陷阱，被合资方代表诈光血本，我寻求政府提供外交保护。我所遭遇的不是正常商业损失，而是因为合资方××总公司以洗劫财产为目的对我进行引诱投资，我所遭遇的是一个系统的利益集团为我开的屠宰场！……” 　　2009年11月中旬，揣着这封信的美国商人M，在多位香港老板的邀约下，一同组团到北京上访，希望借奥巴马访华的机会，引起奥巴马和外界关注他们的遭遇。 　　然而，原本打算召开记者会的他们，因无人愿意租借场地，记者会泡汤，而见到奥巴马和内地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愿望更是遥不可及。几天后，他们被遣返回各自的故乡。 　　然而他们已找不到回去的路，在遭受巨额投资陷阱而多年申诉无果后，他们就像内地访民一样，踏上申诉的不归路。 　　回归10余载，香港人似乎在慢慢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活跃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港商似乎更像另外一个群体。 　　1970年代末，他们曾经是“爱国商人”，中国的改革史和开放史，由他们写下第一页。那时，他们带来流行歌曲、牛仔裤和资金，所到之处，都是热情欢迎他们的内地人。 　　1997年回归前爆发的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对岸是广阔的市场。 　　2000年后，在香港已经慢慢变成“中国的一个城市”的今天，夹道欢迎港商的时代已经过去。内地在对外合作上已经有无数优秀的商业伙伴可供选择，港商只是其中之一。而他们中的部分人，更在招商引资的大潮中，被卷进莫名的黑色漩涡中，损失惨重，命运改写。 　　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全国政协中还会有他们的代表，杰出的红顶商人还会高居政协常委等要职，这些人同时还会是港府紫荆勋章的获得者。只不过，失意的港商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却无法通过他们的代表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学会了“上访”。 　　长安街上的“霍英东”与“李嘉诚” 　　1978年国庆大典上，当李嘉诚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蓝色毛泽东式中山装（西方称之为“毛装”），小心翼翼站在一大堆穿着“毛装”的领导人身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人是香港首富。 　　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李嘉诚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李未必能意识到，6年后，他将陆续敲开眼下内地还紧紧关闭的零售业、地产业以及港口这些广阔市场的大门。 　　一年前，邓小平来到广东，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南巡。广东官员小心翼翼地将广东人群体性“逃往”香港的事件托出。邓小平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背过身来，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那一年，深圳和香港有两个同名村庄。深圳的罗芳村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币，对岸香港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港元――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这里的人都是当年深圳罗芳村的“逃港者”。 　　继李嘉诚被请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年，一位被称为“马太”的女人第一次从香港坐船踏上深圳蛇口的土地，成为第一位到蛇口投资的香港商人。此后，“马太”成为蛇口几乎无人不晓的人物，与“蛇口工业区之父”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齐名。“马太”全名陈惠娟，是跟随袁庚在蛇口打天下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港商第一人。多年后，袁庚承认，当初没有多少港商愿意到“荒山野岭”一样的蛇口，来的人是冲他的面子，被他“骗”来的。 　　此时的港商投资，代表的不只是资本向利益的涌动，也代表了对中共敞开胸怀、对外开放态度的信任。前来投资的港商，赢得来自内地政府的高度赞誉和慷慨回报。陈惠娟在蛇口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还成为“深圳荣誉市民”、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侨商会名誉会长。 　　此后，给予“荣誉市民+政协委员”头衔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甚至成为内地地方政府吸引港商前来投资的惯用模式。当然，没有人料到，日后这也会成为港商引资陷阱中的钓饵。 　　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开启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资本的力量挤进了长安街――这个一切服从政治安排的世界，改变的起源还是港商。 　　霍英东，这位后来被内地官方新华社形容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香港行政长官称赞为“模范港人”的红顶商人当时已拥有一系列显赫职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三年后，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位跻身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港人。 　　港资进驻长安街，也是港资由密集投资的珠三角北上的路标。 　　到了1991年上半年底，内地吸收的港资占同期吸收外资的60%，但在1989年前，香港直接投资基本集中于华南和沿海地区。1987-1993年，全国30个省份引入港澳直接投资协议额占全国的比例的结果表明，亲属关系对此格局起决定作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