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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赎买理论的创新及其深远意义 　　 摘 要：和平赎买是中国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举措。和平赎买民族资本的实践，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奠定理论基础。因而从经典作家对赎买理论的设想和发展、建国初期中国对赎买理论的创新和实践，以及对于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确立的深远意义进行具体论述，加深理解赎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发展创新。 　　 关键词：和平赎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2-0012-02 　　 和平赎买是解放初期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性举措。中国 “和平赎买”民族资本的实践，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出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理论基础，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一、经典作家对赎买理论的设想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赎买理论的设想 　　 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民族资产阶级私营资本改变为国有资本，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具体实施方式是让民族资本家在一定年限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赎买”资产阶级有过设想，但只是作为“剥夺剥夺者”理论的一种策略性考虑。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在谈到废除私有制这一历史进程时更明确地指出：“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2]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进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的情况”[3]。马恩认为，无偿没收并不是剥夺者的唯一形式，只要政权相对稳定，条件具备，和平赎买就可以进行，但考虑到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赎买，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在如何赎买所有权，如何对待剥夺者和分配者等问题上，马恩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计划，仅仅论述了赎买形式和对生产资料的改革，这有待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在探索中的丰富和发展。 　　 （二）列宁对赎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赎买理论，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列宁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首要步骤就是土地国有化，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4]。此时的列宁只提出资本家在工人监督下参加劳动，并未要求立即没收全部资本家的财产。在胜利夺取政权后，列宁细化了和平赎买实施的方式和内容，提出，“如果合同上规定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先期赎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款’，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即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的经管条件得到改善。”[5]这里列宁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租借制具体形式等，允许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企业，允许获得高额利润，其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满足民众的需要。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辟思想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利用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虽细化了对于赎买理论的实现形式、实现内容，但和平赎买依旧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能付诸实践，这主要因为资产阶级不甘心被赎买，抵制工人监督，采取大规模的怠工。因而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即“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6]由此可见，根据俄国的政治环境和国内外的客观和历史条件，对资本主义企业只能实行无偿剥夺，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建国初期中国对赎买理论的实践和创新 　　 中国在巩固政权后，有计划、按步骤、及时的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赎买理论成功应用于中国。这是赎买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一大创新。1956 年底，中央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及，“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7]这都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列的赎买理论，其理论创新在于： 　　 第一，创建强大的稳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掌握新政权，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必须依赖于国营经济，依附国家政权，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愿意被国家赎买;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就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