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ov区制转移“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docVIP

Markov区制转移“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摘要：本文研究了“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存在两个区制状态，即基于“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既存在积极的区制状态，也存在消极的区制状态，并且利率没有起到调节产出的作用；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的泰勒规则能更好地适用中国的实际政策规则。 　　关键词：泰勒规则；区制状态；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222；C81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货币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可能是多方面的。Dolado（2004）认为导致货币政策非线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是非二次型的损失函数，也可能是供给曲线的非线性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经济学人主观预期的非对称导致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理性的经济学人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高涨期对经济前景形成不同的预期，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非对称性。例如，Liu、Waggoner和Zha（2008）研究表明，理性经济人对货币政策执政当局的政策风格发生变化时会做出反应，使得其对未来的预期贴现发生改变，而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产生明显的非对称性。目前对非线性的货币政策估计多是利用泰勒规则作为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 　　早期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主要是估计线性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对泰勒规则各种形式的估计发现，泰勒规则的利率变量具有很强的平滑性（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陆军和钟丹，2003）。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加速，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不断增强，于是一些学者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进行了拓展，加入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变量（朱培金，2013；张庆坤，2012；郭福春和潘锡泉，2012；李琼和王志伟，2009），以期获得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泰勒规则。在这些扩展形式的泰勒规则研究中，学者对利率对汇率、货币供应量以及资产价格等变量的调整系数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反应系数却得到相似的结论，认为利率能够调整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并且对通货膨胀前瞻型的泰勒规则更适宜中国的政策规则。 　　以上研究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多是从线性方面考虑，但当价格调整菲利普斯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在实际经济中呈现非线性时，货币政策也具有非线性，如果继续使用线性的泰勒规则进行调控通货膨胀和产出就容易使央行的损失函数变得更大，此时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就比较适宜（Sznajderska，2014）。 　　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也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 欧阳志刚，2009；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徐亚平，2009；张小宇，2013），这些研究认为：（1）货币政策的影响既会导致产出的非对称性，同时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也存在非对称性。（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一个明显的门限效应。当通货膨胀超过门限阀值，货币政策就应该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控目标，低于门限阀值时则应该以提高产出为主要调节目标。 　　目前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的估计多是从平滑转换模型（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刘曦，2012）或者门限自回归模型（张小宇，2013；欧阳志刚，2009）等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而平滑转换模型与门限自回归模型在估计时设定转换机制是内生的，需要事前设定某一些特征作为转换变量。由于具有马尔可夫转换机制的区制变化在区制转变过程中为外生变化，能够更好地描述政策规则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卞志村，2014），故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基础之上，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来描述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调整的分析 　　（一）具有利率平滑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非线性模型设定 　　“泰勒规则”由Taylor于1993年提出。在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各国中央银行中，虽然都没有刻意去遵循“泰勒规则”的形式，但是Taylor的研究认为这些央行在无意中都遵循着这样一种规则形式：获得在目标利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稳定和充分就业水平下的产出稳定，即当通货膨胀与产出正相关时，它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调整，但如果通货膨胀高于既定目标并且产出高于其在充分就业下的水平，货币政策将以提高利率为手段。经典的泰勒规则形式为： 　　rt=r0+α（yt-yf）+β（π-πT），α，β0（1） 　　其中，r表示经济中的实际利率，yt是实际产出，yf是充分就业下的产出，π为实际通货膨胀，πT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在α，β0情况下，利率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偏离稳态水平进行修正。 　　经典的泰勒规则在设定货币政策时，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调节参数α，β假定为不变，这将遇到“卢卡斯批判”问题，因为在政策规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