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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综述 摘要：当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如今“半熟人社会”的变迁，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乡村治理主体中的三个方面――村干部、混混和宗族组织进行了文献梳理，以此考察在“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不同主体的治理脉络。 关键词：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村干部；混混；宗族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8-0018-04 当前，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乡村人际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农村社会关系已由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乡村社会能否得到有效治理，将深刻影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转变的进程。因此，研究中国乡村治理主体如何对乡村进行治理是关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乡村治理不断成为理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并产生了很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以及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和理论方法的启示。 一、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曾经的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在安土重迁的价值内化下，村落社会流动性很低。人们以血缘联系为纽带，人际交往体现了一种“差序格局”。“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并且人际交往以人情为导向。 乡土中国经历了土地革命，新中国建立后又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又经过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如今正经受市场化转型的冲击，其结构特征的变迁在所难免（陆益龙，2010）。贺雪峰（2003）将这种由“规划性社会变迁”所导致、由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所构建的，以现代行政村为区划的村庄社会看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之所以称为“半熟人社会”，是因为村民之间已由相互熟识变为仅仅认识，不知根知底，虽共享一些公众人物拥有共同的政治和行政空间，但缺乏共同的生活空间。因此，若将自然村对应费孝通的熟人社会，行政村便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在理解村级治理中的其他事项时，也如理解村民委员会选举一样有效。如理解村级公共工程建设，或者村干部行为等等（贺雪峰，2000）。他认为，转变的具体过程表现为家庭日益私密化，村民串门聊天大为减少，村民们更加需要公共生活的空间，越来越不适应过去那种针对性强而退出机制不足的串门聊天的闲暇消遣方式，需要更加公共化的自由进退的闲暇消遣方式。吴重庆（2002）将这种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并认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犹如一位失血过多的濒危患者，在无声的挣扎之后，只留下一副冷冰的躯壳。” 上述研究大多从质性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和结构，而苟天来、左停（2009）以皖南山区自然村落的人际交往关系为分析对象，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发现，自然村落内村民之间的网络逐渐依赖于间接连接构成，即使自然村落内的村民之间，各自也难以熟知，因此他们称谓其为“弱熟人社会”。刘小峰（2012）总结出流动性、法治化与理性化构成了洞察转型期对现代乡村熟人社会流变解释的新关键词或发展趋势。即乡村社会流动性增加，村庄的边界日益模糊。乡村社会的“两栖”生活格局理想型，能较好地理解新时期乡土社会的巨变，即“双向”地去阐释乡村社会自身熟悉性与陌生性的动态交融，以及传统与现代两种结构性力量的共生、“名与实的分离”和情境取向的应变性行动。 二、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主体 学术界历来对乡村的治理都较为关注。从梳理中国乡村治理历史（李永刚，2008；朱宇，2005；甘信奎，2008）到乡村治理模式变化研究，学术成果显著。在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中，研究乡村治理结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和“乡派镇治模式”（徐勇，2002）以及“乡派镇政模式”（徐曾阳，2002）。贺雪峰（2005）从价值生产能力强弱的视角把乡村治理划分为原生秩序型乡村治理、次生秩序型乡村治理、乡村合谋型乡村治理和无序型乡村治理四种类型。此外，学者们还对乡村治理制度的绩效进行评估（郭正林，2004），比较不同地区乡村治理的差异性（贺雪峰，2006）。 随着乡村治理概念的提出，围绕着乡村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蓬勃开展起来。其中，乡村治理主体研究值得关注。乡村治理主体，指的是在乡村治理活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组织和群体。从微观视角来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主要表现‘为村干部、混混和宗族精英（张艳娥，2010）。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乡村治理的主体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一）“村干部”相关研究 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村干部”研究，杜赞奇（2010）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