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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思维 《万万没想到》是第十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一言以蔽之，这本书可以让非科学从业人员初步了解如何用理科思维看待社会问题，正如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在推荐序里所说的：“这本书真的有用，而且对大多数人都有用。”法律人有法律思维，科学家有科学思维，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作者书中所讲并非不能商榷，但作为读者，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照”，意识到自己的“前见”――科学理性并不是一句空话。 在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年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的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是会借给一个窘迫不安的众所周知的好人。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 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最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和社交、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最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 取舍这种思维，英文有一个可能更形神兼备的词：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一点这个，来换取（trade）一点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 对自己的事物搞不好tradeoff，生活仍然可以对付着过下去。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进行tradeoff。从美学角度看计划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简直还灭绝人性，但是从社会角度而言人口暴涨的确有可能成为灾难。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而发生生产和社会退化，18世纪的日本甚至连牛马都不用了，什么都必须用人，甚至打仗都不用枪炮直接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计划生育这个动作的美学，我们得计算这个动作的后果。而且这个计算必须随时修正，比如现在就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个制度。但文人却喜欢用一个动作的“美感”来说服别人。万历皇帝想收商业税，东林党反对，而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不是收税这个动作的输出后果，而是“天子不与小民争利”！当然有人认为东林党其实代表利益集团，是故意拿道德作为借口，但这种不重知识重姿势的谈话氛围仍然令现代人震惊。 Tradeoff要求量化输入和预计输出，这也是理工科思维的最根本方法。但人脑天生不适应抽象数字。伦敦奥运会组织者给运动员准备了15万个避孕套，竟在开幕仅仅五天之内被用完。腾讯请来梁文道、蒋方舟和阎连科三位文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这三位都是高端文人，根本不计较道德，专门谈审美，甚至还要做一番技术分析。梁说他从来都是公开支持性产业和性工作者。蒋说拥有优秀基因就会花心。阎说中医认为以毒攻毒，性可能也是一个疏通渠道。三人说的都挺有意思，可他们怎么就不算算1万个运动员五天用掉15万个，这是每天三次的水平！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大部分套被运动员拿走当纪念品了。据运动员说，奥运村还真没到性晚会的程度。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听作文的不如听论文的。以下这四件事，每个文人都想要：（1）用纯天然方法种植的有机农业；（2）保护环境；（3）取消人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