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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热”与凡勃伦效应 　　摘要：社会科学界对“国考热”的成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文章认为“国考热”体现中国大学生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在求职中进行炫耀性消费。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公务员在人力资本收益水平上高于其他岗位，而且这种情况至今鲜有改观，这就刺激大学生通过考取公务员积累人力资本。凡勃伦效应的存在不仅显示中国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私人效用和社会效用不相等，而且印证了国家加强公务员绩效考核无益于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由此，文章认为“国考热”与公务员制度缺陷之间存在关联。这将促使中国将推行政府雇员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关键词：“国考热”；凡勃伦效应；公务员制度；政府雇员制 　　“国考热”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不是一个陌生话题。自从中国于1994年首次举办公务员考试以来，每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大体上一路飙升。2014年，中国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152万。中国公共部门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而且超过30个公职报名比例超过1000：1，表明公务员考试是当前中国热门考试之一。中国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最高，这引发莘莘学子流向公共部门。 　　越来越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担任公务员作为自己首要职业选择已经引起了教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概括地讲，相关学者在“国考热”归因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解析与“国考热”有关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他们认为转型期中国人既有由来已久的官本位观念，又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产生求稳心态。亦有学者将“国考热”理解为上层阶级文化再生产的表征之一。在他们眼中，中国学生在以学校为中介的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必然将当权者的符号暴力内化为自身惯习。然而，上述学者未曾考察“国考热”背后的理性选择，更没有考虑到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缺陷。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中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层出不穷，其中公职彰显个人身份地位的作用并不亚于汽车和房产之类的私人物品。在自致地位日渐取代先赋地位成为社会地位主要类型的当下，参与公务员考试关系到中国大学生的社会分层状况。正如现代社会人们购买奢侈品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一样，大量大学生在毕业之际以获得优厚的员工福利为目的参加公务员考试。其实，国内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多显示大学生希望成为公务员的首要原因是公务员可以获得稳定收入。这种刻板印象形成的结果必然使“国考热”有增无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将“国考热”概括为一种凡勃伦效应，进而预见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变革趋势。“国考热”的实质是作为一种理性人的中国大学生热衷于成为体制内行动者。中国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公职的偏好之所以高于其他岗位，是因为他们占有公职产生的效用高于占有其他岗位。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显著差异源于中国当代公务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从平抑“国考热”入手完善公务员制度对于中国再造政府是至关紧要的。 　　本文将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对“国考热”中的因果链展开论述，其中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过程的分析将贯穿本文始终。第一个过程是大学生在报考公务员上的理性计算，第二个过程是国家在任免公务员上的理性决策。它们体现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前者的行动逻辑是大学生期待跻身中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受益者行列，后者的行动逻辑是国家期待理顺政府-市场关系。通过揭示两种行动逻辑在公务员制度运作中的相互影响机制，本文可以为中国克服“国考热”的困境指点迷津。 　　一、大学生占有公职的凡勃伦效应 　　本文首先对大学生参与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凡勃伦效应做出简要说明。凡勃伦效应是个体在炫耀性消费中不惜以消耗金钱和相关资源为代价博得的荣耀。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鞭辟入里地讲解商品的符号意义：“要获得尊重并保持之，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财富和权力必须能够提供证明是因为尊重只是通过这样证明得来的”。现阶段中国公职和许多商品均包含炫耀性成分，使得炫耀性消费产生的效用有固有效用和凡勃伦效应之分。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担任公职和就任其他岗位产生的效用差别是不可忽略不计的。由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压倒性作用，所以中国收入分配内生于再分配政治运行。国家运用行政权将剩余产品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之后由中央政府对剩余产品进行集中性分配。相应地，国家会代表社会各界委托以公务员为主的政治精英执行社会财富分配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代理人具有履行法定义务的意愿和能力，国家会为公共部门设定劳动力市场准入限制――以举荐或考试的方式选拔公务员。由此，有幸进入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将行使资源配置权。 　　上述效用差别在中国启动经济市场化改革后依然存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国家在扩大地方政府经济权力的同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