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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议探究 　　【摘要】当下我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新常态”。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政治中心、文火中心所在地，其经济发展在全国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并且，京津冀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京津冀地区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的新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 　　【关键词】“新常态”；京津冀地区；建议 　　一、引言 　　“新常态”一词是在国外出现的，较早的记录在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写的《“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中，他认为，目前无法预知经济是否可以再恢复到过去的盛况。后来，一些人将“新常态”用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的影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发展态势。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后，在APEC会议上，习近平又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含义：“新”，意味着与以往不同；“常”，意味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进入了和以往不同的、相对稳定的、高效率低成本以及可持续的中、高速缓慢增长的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提出了包括北京、天津、廊坊、唐山等地在内的“京津塘”地区协作发展规划；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计划正式启动；2007年，正式在国务院上报该计划，计划指出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河北石家庄、张家口、保定、唐山、廊坊、秦皇岛、沧州、承德八个地级市；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规划第三次提到了建设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可见，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二、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现状 　　（一）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是河北省社科联、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社科联共同发起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从2006年开始，连续举办过三届，围绕京津冀制造业发展、产业分工合作、资源整合统筹发展、建立协调发展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与专家学者展开高层会晤讨论、召开座谈会、加快推进城市协调制度建设、推进学界业界的合作机制建立，2014年重新启动京津冀协调发展论坛。 　　2008年，在天津召开京津冀发改委联席会，签署了《北京天津河北省“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共通机制”》确立发改委公布信息制度等。2011年，首届京津冀区域高端合作会议在廊坊召开，国家发改委的领导专家进行深入交流探讨，讨论了“最活跃的经济中心首都如何带动相关周边地区发展的问题”等相关议题。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对比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市场经济的不成熟 　　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的外国投资和民资聚集，资本对空间的整合力度强，企业的投诉门槛低，政府审批手续简化，对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扩大，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资本密集地。而京津冀地区缺乏市场内驱力，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又缺乏政府之间相互密切的合作，导致该地区的私企数量少且规模小，从而严重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体城市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据统计，北京、天津、河北的私企占全国四起数量的4.27%、2.25%和3.18%；而上海、江苏和浙江占5.70%、13.81、10.34%；整个广东省占到了10.25%.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企业活力、辐射能力都大大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两大核心城市并存，地级城市的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在技术、人才方面有所欠缺，河北八个城市的经济实力普遍不强，与天津、北京两个核心城市的差距过大，接受两大核心城市经济辐射的能力欠缺，城市群边远地区更加难以分享中心城市的辐射。 　　2.政策管制过多 　　京津冀的发展不是很和谐，整体上，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天津作为工业中心，两个直辖市的集聚效应很明显，但是辐射带动作用相对就特别不足。打破行政壁垒，促进整个地区协同发展尤为重要。北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该城市群的行政命令过多，发展过程并不是从市场自身角度出发，而是主要重心放在京津，造成了整体的畸形发展。加上产业结构雷同，缺乏分工与合作，从而形成了环首都贫困带的特殊这一情形。 　　3.合作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该地区缺乏权威性的协调机构，缺乏相关政策的制定，由于我国的区域协调政策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贯彻落实，缺少必要的反馈程序，所以经常出现政策的失效和空白现象。区域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容易产生政策歪曲、利益地方化的弊端，并且京津冀地区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议 　　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现今发展的问题后，为找到京津冀发展的突破点，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发展，提出如下的建议和解决措施。 　　（一）应发挥市场激励机制 　　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中的